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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文化创伤理论 杰弗里 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 王志弘 译 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的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 我们在这里发展的文化创伤概念，首先是个经验性的、科学的概念，指出了先前不相干的事件、结构、感知和行动之间，有饶富意义且具因果性的新关系。但是，这个新的科学概念也阐明了一个浮现中的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领域。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他人的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吗？当寻思实情可能确实如此，社会便扩大了「我们」的范围。同理，社会群体可以（经常如此）拒绝承认他人创伤的存在，而且因为这种失败，而无法臻于道德立场。藉由否认他人苦难的现实，他们不仅推卸了自身对他人苦难的责任，还经常将自己苦难的责任投射到他人身上。换言之，拒绝加入我稍后会描述的创伤制作过程，社会群体便局限了团结的范围，让他人独自受苦。 日常语言与反身性 这个新理论概念的众多好处之一，在于它深深卷入了日常生活。整个20世纪里，首先起于西方社会，而后迅速遍及整个世界，人们都不断谈到，由于某段经验、某个事件、某次暴力或骚扰的行径，或仅仅是遭遇到突然或出乎意料的、有时甚至没有特别恶意的社会转变和变迁经验，就蒙受了创伤（traumatized）。 人们也不断运用创伤的语汇，来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只是自己的事情，还涉及他们所从属的集体。我们经常提到，某个组织在领导者离开或过世时，某个统治政权崩溃时，组织苦于意外的命运逆转时，就蒙受了创伤。行动者在个人或集体环境突然以出乎意料且不受欢迎的方式转变时，宣称自己蒙受了创伤。 换言之，我们从日常语言里知道，这是有广泛经验，而且凭直观可以了解的东西。扎根于生活世界的土壤，让每个社会科学概念获得了滋养。秘诀在于获得反身性（reflexivity），脱离寻常经验下的意义，转向陌生的意义，让我们得以从社会学角度思考。创伤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它是社会建构的事物。本书的作者群企图加以理解的，就是这种建构。 在让创伤变得陌生的这项任务里，创伤镶嵌在日常生活和语言之中，这原本对提供初步的直观理解非常重要，现在却成了有待克服的挑战。事实上，我们确信，迄今为止学界有关创伤的研究，实际上因为来自日常生活的强大常识性认识而遭到了扭曲。其实，或许可以说，这些常识性的认识构成了一种“常民创伤理论”（lay trauma theory），相对于此，我们必顸建立比较理论的反身性创伤研究取向。 常民创伤理论 根据常民理论，创伤是自然发生的事件，损害了个人或集体行动者的幸福感受。换句话说，损害的力量——“创伤”——被认定来自事件本身。对于这种损害事件的反应——“蒙受创伤”——在感觉和想法上，被认为是立即而不假思索的回应。根据常民观点，创伤经验发生于造成创伤的事件与人性互动之际。人类需要安全、秩序、爱和连结。如果有事情剧烈破坏了这些需求，那么根据常民理论，人们无疑就会因此蒙受创伤。 启蒙思维 常民创伤理论有“启蒙”（enlightenment）和“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这两个版本。启蒙的理解指出，创伤是对于剧烈变化的理性回应，无论那是个人或社会层次的变化。行动者清楚觉察到引发创伤的物体或事件；他们的反应很清晰；这些反应的效果是解决问题且有所进展的。当坏事降临到好人身上，他们会很震惊、愤怒、愤慨难平。从启蒙的视角看，非常明显、甚至寻常无奇的是：政治丑闻是愤慨的原因；经济萧条是绝望的原因；自然环境的灾难导致恐慌；人身攻击引发强烈焦虑；技术灾难引起对风险的关切，甚至是惊慌。对于这类创伤的反应，则是致力扭转造成创伤的环境。对于过去的记忆，引导了这种朝向未来的思考。人们会发展出行动方案，个人和集体环境将会重构，最后，创伤的感觉会平息消退。 常民创伤理论的启蒙版本有个最近的范例，出现于亚瑟.尼尔（Arthur Neal）撰写的《国族创伤与集体记忆》（Nation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Memory）。尼尔在解释集体是否蒙受创伤时，指向了事件本身的性质。他主张，国族创伤的产生，源于“对于火山——犹如撼动社会世界根基的事件——的个人和集体反应。”一个事件之所以会损伤集体，乃因为它是个“非比寻常的事件”，这种事件拥有“爆发性的特质”，造成了“断裂”和“短时期里的…剧烈变化。”这些客观的经验特质“掌握了人口里所有主要次群体的关注”，引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