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天主教传教士在华发展概况509.ppt

第九讲 天主教传教士在华发展概况 参考教材：下编第一章第三节， 页339-359 一、耶稣会士中国传教区 1、发展历程与规模 2、管理结构 二、中国的托钵会士传教区 1、托钵修会的困境 2、各托钵会士传教区概况 三、其他在华传教团体 1、教廷传信部与巴黎外方传教会 2、遣使会 四、中国传教区的权力之争 1、教廷与宗教修会的冲突 2、教廷与葡萄牙保教权的斗争 1、发展历程与规模 1)在欧洲 1539年成立，创始人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是15—16世纪天主教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 改革意识之一是增强在俗世中履行宗教义务的责任感，具体行为包括，宗教修会成员大力承担传教士和神父职责，热心于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 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和乌尔苏拉女修会(Ursuline)在欧洲的教育事业中分掌乾坤。 耶稣会在16世纪末已拥有各级学校245所， 18世纪中期，耶稣会成员达到顶峰，有22, 589人并形成一个由分布在欧洲天主教地区、亚洲与美洲的800多所教育机构构成的网络。 耶稣会纲领的基本特点：组织管理严格，策略灵活便宜以求努力渗透社会各阶层，绝对效忠教皇 耶稣会在其发展过程中还获得教廷和君主的大力支持，耶稣会士也积极为教廷和政府服务——充任罗马教廷的使节，担任王室告解师。 16-18世纪在社会上取得重大影响并深得教皇信任，成为发现时代海外传教的急先锋。 18世纪中期开始受打击，1773年被教皇下令解散。 2)在亚洲 天主教传教团的活动紧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扩张而进行。与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相比，耶稣会是后起组织，但它在亚洲和美洲都表现出后来居上。在亚洲的活动尤其得到葡萄牙保教权的庇护。 耶稣会亚洲传教先驱圣方济各·沙勿略1542年才抵果阿，但耶稣会士很快接管果阿和南印度一些原属方济各会士的传教点和神学院，并在16世纪末发展为印度最有影响力的传教团体。 16世纪亚洲的传教区与葡西殖民势力的关系： 被葡萄牙势力牢牢控制的地区同时也是耶稣会的牢固阵地，如印度果阿，马六甲和澳门 奥古斯丁会士作为西班牙政府的坚强同盟，主要在菲律宾活动，但菲律宾同时也处在其他几个修会的影响之下 远东的中国、日本和科钦中国为葡西两国势力所不及，也为诸传教团体所渴望。耶稣会士在16世纪末率先在远东有所突破，立足日本。 3)在中国 耶稣会士成功立足中国，主要归功于奉行顺应本土文化的传教策略 该政策确立的两个关键人物：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利玛窦(Matteo Ricci) 1583—1610，草创时期 罗明坚(Michele Ruggire )和利玛窦1583年进入肇庆 1604年中国传教区独立于澳门主教府，澳门开始培训中国本地神职人员，预示着耶稣会发展重心的调整 1610—1706，持续增长阶段 1692年康熙颁布允许自由传教的《容教令》 新加入中国传教区的耶稣会士可统计的共211人，而且每年至少能有2名新耶稣会士。 耶稣会士的住院与教堂不断增加，到1701年共188座，分布在浙、闽、豫、湖广、江南、赣、粤、晋、鲁、陕、直隶、桂各省 1707—1774，衰退式增长阶段 1706年底，康熙要求传教士领票传教，意味着礼仪之争引致中国传教形势急剧逆转 1723年起，雍正坚决执行反教政策；1723-1736，新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总共26人。 乾隆年间，宫廷中仍雇佣耶稣会士，但并不允许他们公开传教 1774年，中国的耶稣会士传教团解散；1800年，外国天主教传教士不再入华 耶稣会士管理的教徒 明末时每年能新争取几千名信众，17世纪末仅北京每年就新施洗几千人，但多数是被遗弃的孩子。以成人信徒而论，清初每年的增量与明代的平均水平相仿，每年约五六百人。 弃婴受洗者远多于成人，另一个表现是上层人士受洗者远少于下层百姓。这种状况在清朝比晚明更突出。 2管理结构 在天主教的管理结构中，正式教区是教会教阶制的产物，直接对教廷负责；传教区则是在教徒人数尚不足以形成正式教区的情况下设立的临时行政区划，由负责传教的修会掌握，其领导可称为传教区会长。 耶稣会不受罗马教会的教阶制限制，有它自己的教阶制，以基于自然地理区域的教省为基础。 总会长——〉省教区长——〉省长/副省长——〉住院会长 在地域广阔的传教区特设总会长的代理——视察员/代理官 利玛窦1583年进入中国之前，天主教会和各个传教修会在中国都无明确的管辖权，1576年1月23日成立的澳门主教区理论上管辖整个中华帝国的教务，而它又从属于果阿总主教区。 1604年出现独立于澳门主教区的中国传教区，且仅包括耶稣会士，自此耶稣会士实际掌管着中国教务。 耶稣会在1549年成立果阿教省（以前称东印度教省），1581年日本副教省从中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