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动因、政治风险、制度距离与区位选择--《北京邮电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doc

对外投资动因、政治风险、制度距离与区位选择--《北京邮电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代表,其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DI)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中国ODI表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截止2012年末,中国ODI按流量计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然而,中国ODI企业在取得显赫成绩的同时,也遭遇了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巨大威胁,如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以及2012年中海油并购美国优尼科失败。为了识别政治风险对中国ODI的影响,本文选择制度距离作为研究视角,就下面的命题展开分析,政治风险对中国ODI的影响机理怎样?制度距离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影响如何? 新兴经济体国家ODI在国际ODI中发展迅猛,与此相反的是传统ODI理论发展缓慢,对新兴经济体国家ODI解释力不强。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在其高速发展ODI过程中,中国ODI呈现出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特点。一方面,传统ODI成因理论强调企业在具备竞争性优势的条件下进行企业国际化。然而,中国ODI企业却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条件下积极进行ODI并取得成功。另一方面,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于中国ODI企业的区位选择的影响与传统理论不一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ODI企业的政治风险投资偏好存在异质性,中国ODI表现出东道国选择的高政治风险偏好。 传统ODI理论强调东道国制度环境在ODI决定因素中的重要性,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直接影响到ODI企业的海外运营。鉴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ODI的差异,学者进一步提出在研究新兴经济体国家的ODI决策时,不能只考量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或环境,还要考量东道国和母国之间制度质量和环境的差异,即制度距离。这是因为相比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制度具有波动性,制度水平与制度距离两者对ODI的作用不具有一致性和稳健性。 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决定了企业投资的风险和成败。中国ODI的成因理论有制度基础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由其派生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风险规避理论等等,但是上述理论对于中国ODI的影响因素还没有取得一致。这是因为它们忽略了ODI企业外部因素对企业ODI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还需要运用更加丰富的理论,来揭示制度因素、资源因素与中国ODI之间的深层影响机制。有鉴于此,针对现有ODI理论缺陷,本文构建了新的理论分析体系,建立了整合东道国制度因素与东道国资源因素对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ODI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 已有研究假设ODI企业的投资动因、制度距离国家类型是同质的,这实际上是忽略了分析投资企业的目标资源、制度距离国家类型差异对于企业ODI的影响。为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资源因素与制度因素对于中国ODI的影响,本文将上述二者进行了类型分解(制度类型：高制度距离类型国家、低制度距离类型国家；资源因素：自然资源动因、战略资产动因、市场动因)并详细考察不同类型下资源因素与制度因素对于中国ODI影响的变化。 本文整合制度基础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采用制度距离视角,以中国ODI企业的东道国政治风险偏好为研究切入点,运用2003-2010年中国对48个国家ODI面板数据进行了下列研究。 研究一,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因理论文献研究。 近年来,国际ODI出现的一个变化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ODI发展迅猛、体量巨大,这类投资已经成为国际ODI市场的重要力量,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与此相反的是,传统理论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ODI行为的解释乏力。传统ODI成因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ODI企业为研究对象,无法合理解释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特有的ODI特点,如ODI企业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条件下进行的ODI。 为对这类现象进行理论解释,学者采用整合了制度理论与资源理论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ODI进行理论分析。这是因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的ODI具有区别于其他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特点,制度因素对于母国企业而言影响显著。例如,作为我国ODI主要力量的国有企业的ODI行为肩负了国家战略发展的目标实现与企业自身的战略计划达成的双重使命,容易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因此,母国企业ODI实施过程中的东道国资源因素与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共同影响了企业的ODI决策和行为,从东道国的资源因素出发能聚焦东道国的目标资源对于母国ODI企业影响,它是企业ODI的决策制订的根本要求和核心诉求。从东道国制度因素出发能关注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母国企业的作用,它表现为企业对于ODI外部环境的认知、反馈与互动,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影响母国ODI。 现有理论研究均采用分别分析制度因素与资源因素对企业ODI的直接影响,或者分析制度因素作用于资源因素从而对企业ODI形成的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