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调整、增长与摩擦性通货膨胀(1989.1).doc

改革、调整、增长与摩擦性通货膨胀 樊 纲 改革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是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显然是有其特殊性的，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运动而形成的诸种通货膨胀理论（需求拉动说、需求转移说、成本推动说、理性预期说等）都不能圆满、确切地说明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然而，任何进行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然要发生通货膨胀以及其他一组相关的经济现象，又说明这种通货膨胀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经济理论的任务就是要基于我们的特殊实践把那个特殊的内在必然性揭示出来。 任何通货膨胀都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有着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深刻原因；要说明经济改革中发生的通货膨胀，就必须把经济改革过程中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各种宏观经济基本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一遍。因此，本文将通过一个抽象的理论模型，在传统机制与改革后形成的机制的对比中，着力于对公有制经济中机制改革、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价格运动之间的基本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实证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二元主权机制”、“摩擦性通货膨胀”等理论概念，作为对我们当前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理论概括①。改革十年，经济运动的某些客观规律已经显现出来，本文也是对这种支配着改革和改革过程中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进行理论总结的一个尝试。 一、结构调整成本与“实际生产可能性边界收缩” 经济理论分析中通常假定一个处处平滑外凸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如图1中虚线所示）。但在这当中所包含的假定是：（1）固定资产是可以随意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转移的；（2）为达到生产结构调整目的而进行的这种设备转移，是不需花费成本的。显然，这只是一种理论假定；它只适用于生产结构局部、边际的调整问题。 在现实中，特别是在面临生产结构重大调整问题的时候（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上述假定是不适用的。第一，由于固定生产要素结构的限制，生产可能性边界虽然不完全是直角式的，但只有一部分是外凸的（如图1中实线所示）。我们称这样的曲线为“实际生产可能性边界”。它所突出表明的一点是，社会生产若落在它的垂直或水平部分上，是无生产效率的。换言之，不进行固定生产要素配置结构的调整，就不能有效率地生产出任意一种比例的产品组合。第二，从一种生产结构调整到另一种结构，对社会来说是要花费成本的，这包括：（1）重新配置、改装生产设备的费用，包括搬运、改造所需的人力、物力等；（2）转产改造过程中的设备闲置期（这可以具体表现为“无订货”的被迫闲置）；（3）资源的绝对损失，这指的是有些厂房、设备绝对不能再经过转移场所或改造而用于其他生产目的，只能报废，即所谓“沉淀成本”，所有这些成本都是对资源和社会生产能力的一个净扣除。当一部分资源被用于结构调整或在结构调整中闲置、报废时，能够用于生产产品的资源就必然减少，从而社会总的净产出就必然减少①。而这就意味着：给定技术条件和劳动生产率，结构调整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收缩。 这种结构调整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收缩，也在图1中表示。在物质生产资源配置结构由PPF1调整至PPF2的动态过程中，发生结构调整成本，从而使理论边界由Ⅰ收缩至Ⅱ；PPF2只能实现在Ⅱ中（图中表现的特殊情况是由K部门较大的结构转向C部门较大的结构，这将是我们重点分析的情况）。 在动态过程中，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收缩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从理论上说，只要社会生产在同一条（理论）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进行，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就是一样的，都是充分利用了资源，实现了“潜在的增长率”；但若生产是沿着另一条边界进行。便出现了生产规模或增长率的差别。而生产可能性边界收缩则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下降。 这样，我们从物质生产条件本身得出：高增长率与经济结构调整是相矛盾的②。 二、传统经济机制：计划者主权与实际生产者价格 1．计划者偏好与传统的“计划者主权机制” 典型、纯粹的国有制经济传统运行机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资源配置、社会生产在计划当局的统一计划下进行；（2）资源分配和生产活动以实物量为主要指标；（3）物资调拨和流通中所依据的核算标准是固定的计划价格；（4）消费者由其所处的“非所有者”经济地位的决定，不必考虑积累。还有一条，即国有企业的（货币）预算软约束，但这一条不过是上面前三条特征的一个逻辑结果。 以上各种规定性在我们以下的分析中都将起作用，但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第一条，即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是按照计划当局的统一计划进行的，并且，生产计划本身是按照计划者选择的比例结构制定的；经济学将计划者进行选择时所依据的优劣标准称为“计划者偏好”，我们称这样的经济机制为“计划者主权机制”。在这里，“计划者”这一概念指的既是国有制的所有权代表，也是国民经济的管理者和经济计划的制定者。 我们将涉及的主要是投资物品与消费品生产比例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