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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中国传统数学关系的解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周易》是史”的重要观点。对《周易》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对其哲理的研究，而较少涉及对其数理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周易》与中国传统数学关系的解析，阐明《周易》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 　　一、从“《周易》是史”的观点解析《周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周易》是史”的重要观点，认为《周易》经、传乃至卦、爻符号，都是一种历史记录，包含历史记叙或历史意义。《淮南子》就持《易》为上古史的看法。四部分类法始于晋代，它打破了原先史书隶属于经的观念; 隋代王通提出了“三经( 《书》《诗》《春秋》) 皆史”之说; 到了宋代，程颐提出了“九经( 其中有《周易》) 皆史”之说，南宋李光《读易详说》、杨万里《诚斋易传》 　　也提出以史证易; 元、明两代，有“五经皆史”和“六经皆史”之说，从王阳明开始，则明言《易经》是史; 清代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理论。他在《文史通义》( 1832) 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着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真正含义是建立在他对经这一本义理解的基础之上: “《易》曰: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 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论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 　　章学诚所理解的经之本义，既不同于后人所说的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传统的六经，也不同于以文字为一家私言的经书，而是指以“治”为核心的“经纶”。也就是说，《六经》并非古代圣人立言垂教后世的空言，而是当时统治者治理国家大事以及所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的记录。 　　经的本义是指织布的纵线，与“纬”相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系部》曰: “经，织也。从糸，巠声。”清段玉裁注曰: “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最早的“经”字写作“巠”，见于周代青铜铭文。大盂鼎、毛公鼎、晋姜鼎均有“巠”字; 虢季子白盘、齐陈曼簠、叔夷钟均有“经”字。西周早期器大盂鼎有“敬雍德巠”，晚期器毛公鼎有“肇巠先王令”，东周器晋姜鼎有“巠雍明德”。在郭沫若看来，“经”的初字应为“巠”，所以“经”应是后起字。 　　他认为: “大盂鼎敬雍德巠，毛公鼎肇巠先王令，均因乃用巠为经。余意盖经之初字也。观其字形，前鼎作巠，后鼎作巠，均像织机之纵线形。从系作之经，字之稍后起者也。《说文》分巠、经为二字，以巠属于川部，云巠水脉也，从川在一下，一地也，壬省声，一曰水冥巠也。说殊迂阔。” 　　可以认为，“巠”“经”应该是同一个字。“巠”是早期的字，“经”则是中后期的字。《毛公鼎》的“肇巠先王令”和《大盂鼎》的”敬雍德巠”，这两处的“巠”都是指先人事而存在的纲纪的经纶，与章学诚所说的经的本义是完全相同的。在此基础上，章学诚才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断。他反复强调，《六经》之所以是史，就是因为“《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说“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章学诚还进一步指出: 古代根本就“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而且《六经》是“先王之政典”的记录之所以得到重视，只是因为“以其即三代之史耳”。 　　在这里，章学诚揭示了《六经》的根本性质，实际上是属于经世致用的史籍。 　　《易教》篇所说的“《易》以天道而切人事”说明了天道而为人事的全部过程，《周易·系辞》又曰: “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至此，可以说《周易》属于章学诚所说的六经之一道理充足。《文史通义·内篇·易教》对《周易》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虽然其原意是旨在通过对《周易》的考证来厘清器与道的关系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由此推之，《周易》显然是可以被当做史料加以对待的。章学诚意在通过《易》是先王之圣典也———六经先王之圣典也———六经皆史这样的思想脉络，理出文献的通事理关系。其“六经皆史”的史学观，旨在打通经、史、文之间的隔膜。可见，《易》经是史的观点顺理成章。 　　章太炎也曾认为，易经前十二卦讲述的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易经》也是史。”而仔细考察《易经》，则可以认为它是一部殷周奴婢的起义史。同时，它也是古代人们了解天、地、风、火等自然现象及规律之史。可以说，《周易》是和《左传》《史记》一样的史书，其反映的是我国先民从原始社会到殷周时期的全部史事。“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余论，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