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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包装为忠臣良将 大帅与北洋新军崛起-历史论文 将自己包装为忠臣良将 大帅与北洋新军崛起 文 ｜ 刘怡 1895 年2 月17 日傍晚，卸去大炮、悬挂白旗的北洋海军“康济”号练习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等将官的灵柩和1000 余名残军，驶离雨中的威海卫港，宣告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最终失败。同年8 月28 日，上谕调王文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而令李鸿章“入阁办事”，后者在晚清军事现代化浪潮中的核心地位就此被终结。 然而甲午战争又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的失败。日军攻入辽东之后，朝廷为弱化李鸿章对军务的主导权，曾令刘坤一、吴大澂等人督率非淮军系统的湘军、毅军以及各省防军出关作战，但败绩更甚。此举令中枢充分认识到：淮军固然因其依附于李鸿章个人，不适合作为重建陆军之本；但其他旧有军系的败坏程度还较淮军为甚，更不足恃。当今之计，唯有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编练一支新军，使其既能有较佳的战斗力，又可摆脱地方督抚的影响。袁世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脱颖而出。他既明了中枢急欲提升陆军战斗力的心理，又洞察到朝廷希望将新军控制权收归中央的算计。与李鸿章长期以地方督抚集团代言人自居的姿态不同，袁世凯在致力于编练新军的同时，亦重视和荣禄、庆亲王等满人贵胄的关系，使朝廷放心地赋予他全权代理人的资格，并在这一名义掩护下培植亲信。此种暗度陈仓式的经营下，北洋新军最终成为不折不扣的袁氏私兵，并成为袁世凯代清自立的可靠政治工具。 从小站练兵到常备军 清季陆上武力的现代化，始于太平天国战争中湘军与淮军的编练。但湘、淮两军本质上仅是将旧式勇营的冷兵器更换为洋枪，并添置若干西式火炮，营制、饷章、军官擢升等要害环节与勇营毫无差别。作为基本单位的营仅辖500 人，营官往往只需稍具胆略或威严即可胜任；及其擢升为统领、节制数千之众，便暴露出指挥、调度能力不足的缺陷。且各营往往高度忠实于少数创始者，彼此之间无法一致行动，战时每每贻误戎机。故甲午之败后“中外臣工条陈事务”，大多以变更部队编制和操练方法为中心，呼吁完全效仿西欧陆军编制编练新式军队。 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恰逢此时。1894 年自朝鲜逃归后，他敏锐地窥见了朝廷对李鸿章的忌惮和冷黜，决心抛弃这位昔日的伯乐，另谋晋身之阶。1895 年5 月，他上书新近随恭亲王重回军机处的清流派领袖李鸿藻，大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编练新式陆军。同时还邀集幕友翻译有关西洋军制的书籍，呈递给兵部尚书、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荣二人对西式陆军皆懵懂无所知，如今获得袁氏的投效，自是大感兴奋。无形之中，帝党干将李鸿藻与后党中坚荣禄竟在“袁世凯为知兵之臣”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认定只有这个曾在朝鲜崭露头角的人物能担负起编练新军的职责。1895 年12 月，袁氏奉令往天津小站，接掌10 营定武军。 定武军本系甲午战败后，由淮系人物胡燏棻尝试编练的改良型部队，已具备了步、炮、马各兵种混编的雏形，但编制仍沿用旧式营制。袁世凯上任后，将每个营的规模扩充到1000人，同时规定以步兵8 营、炮队2 营、马队2 营（每营500 人）、工程队1 营为一军，计12000 人，分左右两翼。作战时“步队为主，炮队辅之，马队巡护，工程队供杂役”。步队、马队一律配备奥地利造8 毫米曼利夏步枪、马枪，炮队使用克虏伯75 毫米山炮、格鲁森57毫米炮以及陆路快炮，军官的左轮手枪和佩刀亦须统一，以实现火器标准化。淮军好用儒生或毫无出身的将领典兵的传统亦为之一改，由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百余人充任统带、帮带、领官、哨长和教习。招募的士兵亦须符合年龄在20-25 岁、双手能托举50公斤以上、身高4 尺8 寸以上、一时辰步速不低于10 公里等指标，并按西式操典加以训练。无论官兵，薪饷皆相当丰厚：步兵统带（营官）月薪为银100 两、另设公费银300 两，哨官月薪20 两、公费银10 两，普通正兵4.5 两，伙夫3.5 两，长夫3 两。炮队统带月薪150 两、公费银300 两，哨官月薪20两、公费银20 两，普通正兵4.8 两，较淮军的标准高出1-2 倍。加之袁世凯严禁吃空额、冒领、克扣等流弊，规定士兵月饷由粮饷局会同各营委员直接点名发放，不经过营官，故新军自下而上对袁氏都极为感恩。 1898 年戊戌政争中，光绪帝出于对袁世凯本人及其新建陆军的期待，曾示意袁发兵包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但被袁氏所拒绝。此后袁世凯公开倒向后党，成为荣禄的心腹，新建陆军亦被纳入拱卫京畿周边的武卫军系统：以聂士成部武毅军为武卫前军，董福祥部甘军为武卫后军，宋庆部毅军为武卫左军，袁世凯部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荣禄新募亲兵为武卫中军，各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