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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关于农业合作化分歧原因解读 　　 ［摘 要］ 在如何推动农业合作化进程这一问题上,中共中央决策层曾存在分歧。争论的实质是如何更快更好地从新民主主义农业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在实践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把握尺度不同，看问题时政治视角与经济视角各有偏重，对效率与公平两个目标的追求各有侧重是产生分歧的三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 农业合作化 分歧 原因 启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在如何推动农业合作化进程这一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之间曾存在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从新民主主义农业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方根据建国后的新经验、新情况，提出了“从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坚持中国应先建设15年左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等各种条件成熟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提出了“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1］（P62）的思想。这场争论经过1955年七届六中全会“一场大辩论”，在实践上最终以服从党的最高领导毛泽东的意见告终。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前11年完成，并在1958年以奇迹般的速度完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的，这种要求过急、工作过于粗糙、暴风骤雨式的合作化运动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对于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试从三个维度对当年农业合作化分歧的原因进行解读。 　　 　　一、在实践中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不同把握，是分歧产生的重要原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是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全国解放后，国民经济得到了初步恢复，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主张通过一定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进入社会主义的刘少奇等人进行了批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2］（P119）当建国初期农业恢复后有些地方出现新的两极分化趋势时，毛泽东表现出难以容忍和必欲取缔的态度，他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公平实现，克服农村的两极分化。“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这才能提高生产力。”［2］（P75）“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2］（P94）对于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的必要纠正，他认为“是一股风，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合作社”。至于“确保私有”和“四大自由”政策，他认为更是小恩小惠，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2］（P119）毛泽东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着眼点更多的在生产关系上，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改造迅速消灭农业私有制，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忽视了生产力的状况，夸大了生产关系的作用。 　　刘少奇、邓子恢、陈云等人则更多地从当时农业小生产占大多数、生产力还很低下的实际出发，认为不能过早过急地动摇农村的私有制，保持农业小生产在一定范围内发展更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1］（P41）在反对一味追求公有制而脱离现实生产力状况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冒进”思潮时，邓子恢指出：“认为只要插上社会主义旗帜就增产了，那就不是唯物论。要把合作社办好，真正增产，……不是那样容易的事。”只有从实际出发，把互助组办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办好合作社打好基础。［3］（P413）他们坚持认为，只有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适时地进行生产关系改造。根据当时的国情，他们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上，认为必要的生产力与生产条件是实行生产关系改造的前提。因此，在合作社的具体形式上，刘少奇和邓子恢等人认为，土地改革后，可以在农民私有制的基础上先发展低级形式的劳动互助组和小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尤其是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他们认为供销合作社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国营经济之间的桥梁，这样能避免投机商人和旧资本主义操纵市场和对人民的剥削。毛泽东则主张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按照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