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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提高执政能力关键 　　[摘要]善于学习是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取得胜利的核心竞争力。执政条件下的今天，善于学习和善于组织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 　　[关键词]学习型；组织；执政能力 　　 　　虽然从科学的意义上说，执政党的建设不囿于“学习”一端，但“学习”无疑具有统领的作用，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都与之关联并受制于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形势下党的治理[1]工程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主要着力点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善于学习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 　　 　　在中国共产党的辞典中，“学习”一词的份量是人所共知的，对学习的重视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早在???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针对目不识丁的普通战士的扫盲运动从来没有松懈过，并且发明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学习方法。比如，一些部队经常在行军出发前，每个人都事先找好一块树皮或木板，把当天学习的生字写在上面，然后挂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边走边念，一路上，教字念字之声此起彼伏。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尤其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和时局》等一系列讲话中，对关于加强党的学习的理论和实务多有深刻的阐述和合乎实情的周详安排。党的七大把自己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不难发现，这三大作风都与作为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如果说毛泽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2]这样的论述，是针对当时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文化素质低下的严峻情况而提出来的，因而也还属于形而下的相对较低的层面；那么，他发出的“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的号召无疑具有了战略上的全局意义。 　　及至建国前夕，毛泽东意识到我们党将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历史方位（尽管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明确提法）将要发生重大变化，面临的学习任务将更为繁重和艰巨：“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3]毛泽东在这里的论述尽管在字面上囿于“经济工作”，但由此推及的涵义我们不难理解，那就是：相对于“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革命党来说，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执政党将面临着更多需要学习的东西，这就内在地规定着党对学习的加强。 　　 　　二、执政能力的提高在于善于学习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重申了党置身其中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4]。面对这种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党必然面临着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和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里的新课题。而这些新课题的解决，惟有加强学习，在全党营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积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学习型党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学习型领导班子。 　　（一）组织党员、干部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5]只有弄懂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用之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也才能对当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有透彻的理解和高度的认同，而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是干部队伍执行力的关键所在。当前，全党要着眼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三个理论形态，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运用。 　　（二）学习党的历史以使干部鉴往知来。中共党史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对它的学习和宣传，直接关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走向。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迫切需要提高和丰富自己。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学习中共党史，对党史上的大是大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然后才能放下思想上的包袱，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道路上轻装前进。 　　（三）广泛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经济、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