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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手握经卷改革家 　　政治新星 冉冉升起 　　 张之洞幼年聪慧，有“神童”之美誉，除却一定的天赋，这应主要归功于勤奋苦读：“起居大异于人，尝终日不食，终夜不睡，而无倦容。”他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26岁中会试第三名进士。1880年进士及第后，被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1889年8月，调署湖广总督。 　　 甲午战争前后，张之洞虽仅居湖广总督这一地方职位，但已经可与资望既深、职位又高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并世比肩了，虽不居朝堂之高，但已经成为赫赫有名的地方实力派官员。 　　 张之洞在武汉的异军突起完全凭借于任上的洋务功绩。武汉本处长江要津，自从张之洞主张修建贯通南北的铁路大动脉卢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后，武汉又凭借天然的长江水道优势，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真正开启了近代化建设事业。一时间武汉三镇被誉为“东方芝加哥”。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曾经不无感慨地说道：“湖北‘对不起’张之洞，武汉‘对不起’张之洞。” 　　 他说当代湖北人“对不起张之洞”无非是说张之洞督鄂18年，于教育、于军事、于工业殚精竭虑，虽屡有坎坷，但也功勋卓著，却不能得到世人应有的评价。他认为早在辛亥革命时张之洞即被“妖魔化”了，翻开1903年至1905期间革命党人在日本办的刊物上，张之洞是一概的汉奸、封建卫道士形象。 　　 但是在后来孙中山和日本友人讨论建都时提到的“一京四都”说，“一京”即指武昌，恰恰又是革命党人对张之洞为中国近代化所做贡献的有力肯定。 　　 湖北的崛起，湖广总督的地位日显重要，无形中使得张之洞的政治资历日渐隆起。 　　 时人也对张之洞给予高度评价：“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 　　 由于张之洞治鄂功高，其政治地位已经攀升到可与李鸿章相提并论的程度。朝廷用人之际，不可能无视这颗日渐攀高的政治新星。1894年，清政府下诏让张之洞进京，令其改署两江总督。按照惯例，两江总督离任或者出缺，一般由就近的江苏巡抚署理，清廷舍近求远，想到的是武汉的张之??。可见在朝廷的观念中，他至少已经成为仅次于李鸿章和刘坤一的第三号地方实力派人物。并且自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受到排挤，声望日下，张之洞却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时人评价说：“合肥（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兵权尽削，置之闲散，……南皮（张之洞）制军寄重于外。” 　　 同近代中国的其他历史人物一样，我们给张之洞下一张脸谱性的定义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有失于历史真实的。张之洞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在庚子战争中，他却又是坚定的主和派，反对宣战，力倡“东南互保”。 这一切说明他的个人认识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应该得益于他从早期高谈阔论的清流名士转化为从事实际近代化建设的官员的缘故。 　　 张之洞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颇有心得，即使作为湖广总督操办洋务时期，他也经常经卷不离手。在很大程度上，他之所以对帝国忠诚、对近代化事业一生执着，其动力就来源于儒家经典――这种儒学积淀也是他的前辈左宗棠和后来的同僚袁世凯所远远不具备的。 　　 张之洞从政之后常“分一日若两日”,这种不辞辛苦的工作精神也是他能够成为一代名臣的基础。张之洞出任封疆大吏之后，务实为先，加之固有的经世致用思想，不但奠定了他进入权力中心的政治基础，也使他认识到他所效忠的朝廷和治下的臣民之间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一边是腐败的基层政权、超负荷的捐摊，另一边是愚昧贫困和脆弱的小农经济，它们共同滋生了行政效率的低下。 　　 李鸿章感慨道：“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任，负到实际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发；迨之胜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 　　 但是，即使这种双重身份也让张之洞名垂史册：做京官，属于“清流”,有敢言之名；做疆吏，属于能臣，有治世之功。 　　 　　“劝学”名篇 举国乐道 　　 张之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儒臣”,虽然自身积极参与洋务自强运动，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他比其他大臣更有感情。面对着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他试图调和中西，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形成在他的脑际中。在这一点上，他有其超过李鸿章和刘坤一两位实践派大臣的优势，即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始终保有深切的忧虑和关怀。这也是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不得不面临和回答的一个理论难题。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张之洞痛定思痛，上书说到：“泥法而流于弱，变法则转为强” 　　 张之洞的《劝学篇》集中体现了他在这个时期的政治观点，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其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共识。如梁启超所言，此语虽是“张之洞最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