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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政策影响 　　【摘要】张之洞的西学态度在不同的时期内存在差异,而内在的连贯性则是始终如一的。引发其西学态度产生变化的因素来自于当时国内外大背景的变化,而其内在连贯性则体现在对西学认识扩大和内涵理解的深入。系统梳理张之洞的西学态度演变及其对晚清政策的影响,从其西学态度的变迁,探究清末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张之洞 西学态度 晚清政策 　　 　　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宣告失败,清政府统治者,尤其是维新派和知识分子终于无奈地承认:只有积极汲取西洋文化,实现教育改革,才能使大国创新崛起,避免外侮。由于观念和身份的巨大差异,对于中国应该如何学习西方并未达成统一,加之慈禧等顽固派的阻挠,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终归昙花一现。但是由此而滋生的“西学”已经初现雏形。作为后期的洋务派殿军,张之洞在西学的影响下力主推行废除科举制,建立科学化的学校体制。他西学的态度对晚清政策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并最终促使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政治变革。本文拟对张之洞的西学态度进行研究,从其西学态度的变迁,探究清末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这对于当今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张之洞西学态度的演变 　　 　　张之洞的西学态度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演变,其西学态度演变也是晚清中国近代化探索历程的缩影。 　　甲午战争以前的西学态度。在甲午战争之前,西学的影响使张之洞开始发展洋务事业。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和应用,张之洞的西学视野得到了拓展,张之洞这一阶段的西学态度主要集中在西方先进技术的范畴,但此时的张之洞仍然局限于“经世致用”的观念窠臼之中。张之洞在清流时期对西学就并不排斥,他于1877年做了十年学官后,调往京城。由于与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彼此认同,因而“以不谈洋务为高”,但张之洞区别于其他清流士的固步自封,开始接触和研读西学内容,他并不排斥西方科学技术,在推荐给学生供其择学的《书目答问》中,还对西学加以推广学习。 　　张之洞向弟子推荐西方的书目,足以说明张之洞对西方科技的态度是积极接纳的。此外,张之洞还倡导推广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例如他于1880年正月呈递的《会议未尽事宜片》中,就表明了对西方科技“未尝不可酌采”的态度。这充分证明,在对待西方科技的态度上,张之洞的指导思想是“经世致用”,只要科技实用,就取之,否则就舍之。无论是西方的人才还是西方的科技成果,只要能够为我所用,皆可拿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张之洞与其他顽固清流人士的巨大区别。抚晋以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使他采纳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议的西化治晋方案,通过“开矿山、办实业、兴学堂、习西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引起了张之洞对西学的兴趣。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认为兴办洋务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事情,“诚以今日有志之士,欲达时务,必悉洋情”,对学习西方知识开始重视。 　　维新变法前后的西学态度。张之洞这一阶段的西学态度从西艺层面逐渐扩展西政和西体,由“全力吸纳西学”转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理念的根源在于张之洞认为如果对西方科技不加鉴别地全部吸纳,容易脱离现实,效果反而不佳,对于西学的推崇是有理性、有选择的。其西学主要包括西政、西艺、西史,而在《劝学篇》中,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超越了最初崇尚西方坚船利炮,并开始注重引入维新思潮。而在对待西方技术的态度上,也已经在深刻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变得成熟而稳固。在这一时期,由于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结识交往,张之洞的西学视野得到了拓展,提出了诸多的新观念和措施,积极推行西学实践活动。这一时期,张之洞上奏朝廷《吁请修备储才折》,并进一步大力兴办学堂、派遣学生出洋学习,显示了其西学思想的跃迁。 　　清末新政时期的西学态度。八国联军入侵的严峻形势使得张之洞认识到,只有大行西法、西政、西艺、西体,才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京畿之变,大局几危”,此时的张之洞依据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开始将视线聚焦于西方的政体之上,主张推行君主立宪,改革当下的官制,在西艺、西政和西体的基础上,大行西政,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即为此一时期的思想总结,力求改章科举、建立近代新学制,最终使清政府决心预备立宪和进行官制改革。 　　张之洞极力推行君主立宪政体,倡导设议会、定宪法,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变革,他与康、梁等维新派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呼应与影响,渐渐地使清政府终于开始进行预备立宪和官制改革。作为制定新政大纲的主要人物,张之洞的种种行为在清末新政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他是清廷新政改革的督抚重臣,并创下辉煌的习西法的业绩,而其西学态度政治主张的转变,也在持续推动着预备立宪政治改革的进程。张之洞也受到维新变法的思想的影响,八国联军的强力入侵,致使清政府出逃,对张之洞的刺痛是深远的,但是仍然保持了理性与冷静,他表明“西方新政中,上下议院的互相牵制和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