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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海可能是中国最爱杂志那个人
张伯海可能是中国最爱杂志那个人
张伯海小传
生于1932年,祖籍山东掖县。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56年至1976年,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1976年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注工作。1978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83年任副总编辑,1987年至1994年任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司司长。1991年至1997年任新闻出版署党组成员,1995年至1998年任北京印刷学院党委书记。1992年起任中国期刊协会会长,2007年卸任,现担任中国期刊协会顾问。
中国最爱杂志的人是谁?我的答案是:张伯海。
他爱杂志,而且懂杂志。他的平和,儒雅,博学,更淡化了他的官员身份。和我一样,很多杂志人引他为可尊敬的同行,叫他张老师而不是张会长。
中国杂志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在他的眼里,他是中国杂志走向市场最重要的见证人。
现在,他又把???界期刊大会带进了中国,是中国杂志与世界对话的直接促成者。
张老师75岁了。但你如果告诉他一本他还不知道的杂志,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找来看看。这种热爱和执着,让我这个小他30岁的杂志人真的汗颜。 ――封新城
“中国是一个期刊大国,但不是一个期刊强国”
封新城:世界期刊大会就要在北京开了,您一直参与操持这件事情,最初有这想法是哪一年?张伯海:中国参加国际期刊活动是在十几年以前了,国际期刊联盟这个组织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它的工作基本上是从业界的影响、市场的扩大、人才的培养以及如何使期刊媒体顺应媒体形势的变化等方面来开展。我们中国期刊协会在2000年10月正式加入国际期刊联盟,2004年被选为董事会的董事。2004年年底,国际期刊组织就提出能不能在北京召开每两年一次的世界期刊大会。
我想他们提出要在北京召开世界期刊大会的原因,一个是看到了中国期刊业的显著成长,一个是对我们的信任。一般这样的大会都会在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开办,只有1997年走出了欧美,走到了亚洲,在日本东京开的。10年以后,他们又提出在亚洲的中国再开一次。
对于中国来说,第一,我想这是他们对于中国期刊业发展成绩的重视,我们也可以借这次机会宣传我们期刊业的发展;第二,这次大会能让更多的中国期刊工作者与国际同业交流,使我们进一步地了解国际期刊舞台,有利于中国期刊业进入世界期刊市场参与合作及竞争;第三,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表达我们期刊工作者对世界期刊发展的认识。
这次期刊大会专门安排中国、东南亚、中东、东欧等国家地区的期刊市场专场,发展中国家的期刊同业也有机会在一起交流沟通,共同探讨发展中国家期刊出版事业的发展之途。
这是我们主办这个会的原因。此后,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我们正式向国际期刊联盟提出申办2007年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2005年2月24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期刊联盟董事会上,大家一致通过2007年第36届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决议。
封新城:大家都说中国的期刊市场很大,但这个说法,从读者的角度、从中国杂志业的角度和从国际期刊界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不一样的。
张伯海:中国是一个期刊大国,但不是一个期刊强国。我们出版的刊物很多,到现在是9600种左右,但多数并不是走市场,走市场的只占一小部分。而且走市场的这一小部分,他们的经济效益也不是很高。如果跟美国相比的话,差距相当悬殊。所以从发展前景来看,中国期刊的发展还待看日后。因为中国有这么多人口,经济也持续增长,教育、文化事业和印刷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中国的期刊业有条件再上一个高度。
我想举一个例子:湖北日报集团办了《特别关注》的杂志,它在4年之内把发行量达到100万,后来又用了两年达到200万。它之所以能把发行量扩大到200万,可想而知是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发行工作,绝不是靠钱而是用心去做发行工作,做到了位。如他们把发行通道和发行终端都做得很妥帖,渠道畅通,终端活跃了,才会有200万的发行量。
我认为,《特别关注》在发行量上所作出的成绩,起到了测试中国期刊读者水深的作用。也就是说,既做好期刊又做好发行,读者认可欢迎,我们的期刊市场会超乎想象的大。因此我认为中国期刊从市场发行的角度来看是应该看好的。不像西方一些国家已经饱和了。
“最后胜出的媒体将是网络”
封新城:您怎么看杂志在中国的发展?
张伯海:20世纪以来,中国的杂志总是在活跃着,很多中国的文化人都可以见到中国杂志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中国的历史发展变化,最早点火的地方常常就是杂志。杂志推动历史太明显了。比如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办的《时务报》,民主主义革命者孙中山办的《民报》,还有“五四”前夕出现的《新青年》,都起着推动历史车轮的作用。上世纪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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