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兢兢夹缝中公益律师.docVIP

张兢兢夹缝中公益律师 　　“我们的生存基础太脆弱了，一切运作几乎都取决于国外基金会的稳定支持。”张兢兢说，到现在为止，虽然中心每年都会专门培训一大批律师来从事环境诉讼，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常活跃的也只有10多个。 　　 　　第一次见到张兢兢，是在广州一所大学的会议室里，那是一个由一大帮环境类记者和律师组成的研讨会。她坐在台上讲了一大堆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环境问题的看法以及未来的理想，讲完之后，却被一个女记者嗤之以鼻，“这些想法太天真了!” 　　事实上，那些比她更年轻的记者们确实大都不相信在法律和传媒的监督下，层出不穷的污染问题能够得到遏制。张兢兢被那个女记者的话激怒了，忍不住站了起来，批评她没有理想，对自己的职业缺乏信仰。她说，她坚信自己的工作一定能够推动中国环境问题的不断改善。 　　张兢兢是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公益律师。后来，记者又多次与她碰面或者一起工作，那也是仅有的一次见她发怒。不过，后来每次聊天，她总是说，记者和律师是最应该负有正义感的职业。 　　中国社会30年飞速发展的一大副产品就是造就了一大批工业污染的受害者，遍及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但是，能为这些因污染而丧失家园甚至生命的弱者在法律框架内提供帮助的机构却少之又少，无偿帮助的几乎仅此一家。 　　张兢兢已经在这个中心工作了快10年了，在政法大学一栋濒临拆迁的破旧宿舍楼里上班，如今虽然已经是这里的诉讼部部长，却一直没办法依靠这份工作保障自己的生活。一直到今天，她的收入来源都主要靠美国人的资助，这让她感到别扭，却又无可奈何。 　　 　　理想从哪里来? 　　 　　今年4月份，记者曾跟张兢兢一起到粤北山区一个村庄，这已经是她第四次来村子了。从北京到广州，再乘长途汽车到韶关市翁源县，然后坐村民的摩托车再到村里，辗转下来，需要一整天时间。张兢兢来这里，是为了说服村民们起来状告附近的大宝山矿业公司，这个国有大矿已经开采了快半个世纪，废弃的尾矿像山一样堆积在农民们的稻田和水井周围。 　　 　　矿山周围遍布着广东省最知名的几个??症村，村庄里早已没有了可以种植的土地，可他们还是下不了决心到法院去打官司。他们已经习惯了年复一年地去矿上闹事，去政府上访，而每次也总能得到一些微薄的赔偿。 　　“不需要你们花一分钱，我来找人给你们做身体检测、土壤检测，诉讼费用我也不收。”在村委会破旧的小楼里，张兢兢不停地跟村民表达她的意思。虽然村长被她说服，同意提起诉讼，可是村民们还是有不少人在犹豫，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万一官司打输了，我们连上访的柳会都没了。”他们希望张兢兢保证官司能够打赢。能得到一大笔赔偿。这样的保证对张兢兢来说无疑太难了。 　　与张兢兢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一个小助手，可因为经费紧张，小姑娘不得不一个人从北京坐火车到韶关，等她一路赶到村里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了。事情诸多不顺，又赶上暴雨，小姑娘显得颇为失落。同行的一名记者鼓励她说：“你们张律师做的事情是真正有利于这个国家的有意义的大事。”张兢兢和小助手都只是抱以苦笑。 　　很多时候，记者都在好奇，这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女律师为什么比大多数20多岁的年轻法科学生有更多热情和“天真”。在偏远的村庄里，见到那些污染害者时，她总是满怀热情，满口的“权利”、“正义”。但其实，没有人真正听得进去她的那些道理，他们关心的只是能不能拿回巨额赔偿。 　　虽然已经相当熟悉，但张兢兢还是不大确定是否应该把大学时代的经历告诉记者。1980年代末的学生风波，无论是当年的亲历者还是今天的媒体，都不愿多谈。“要说理想，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种子。”张兢兢说，如果不是当时的氛围留给她的精神信仰做支撑，她也不会选择做一个专职的公益律师，而且从事的是最难缠的环境诉讼。 　　 　　来自受害者的“伤害” 　　 　　大学毕业以后，和那个时间段的许多大学生一样，社会责任、政治理想这样的字眼似乎迅速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因为学的是经济法，张兢兢去了中国贸易促进会四川分会工作，“专门为资本家服务，主要是为跨国企业来中国投资做法律顾问”。在1990年代，服务于海外投资商是个待遇优厚的工作，“整天就是陪境外老板到中国各地考察项目”。张兢兢说，她的工作其实很清闲，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因为各地政府几乎都对这些投资商想着法开绿灯，很多法律法规上的障碍，政府自动就替企业清理好了。 　　有一次，她陪同一个台湾商人到广东河源考察一个项目，因为台湾商人打算投资的是纺织行业，当时最担心环境评价通不过，可当地招商局干部却拍着胸脯保证：我们找大学教授、专家来评，保证100％通过。 　　一直到2003年，张兢兢都还在做外商投资法律服务，尽管那个时候她已经是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骨干律师了。一边为资本家服务，从他们那里拿钱，一边为污染受害者服务，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