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敦煌朝圣”之旅.docVIP

张大千“敦煌朝圣”之旅 　　 被公认为中国近500年来最伟大的国画大师和巨匠张大千，作品之多、步履之远和交往之广，是令人惊叹和敬服的。他的一生，充满了曲折、浪漫和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在张大千丰富人生经历中，有一段是与敦煌结缘的，这是他极重要的一个华彩人生篇章―― 　　偶受启发，激起大千敦煌之行梦 　　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颐和园听鹂馆，竹掩木楼，波涌花墙，已经成名的张大千蛰居在这里。同时在北平从业行医的四哥张文修，也被大千派人接来同住。兄弟二人朝夕相处，“友爱亲情悉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了北平。当时，日本人想请张大千出来担任故宫博物馆馆长和日本艺术画院的名誉职务，但大千素重人格和民族气节，不愿接受伪职，兄弟俩想出个金蝉脱壳之计：一面慌称张大千生了病，由张文修出面与日本人周旋做掩护，暗里大千则乔装打扮，用围巾、帽子护住头脸和大胡子，秘密乘火车逃离了北平。之后大千转道天津，又换乘轮船到了香港，再辗转两广和贵州回到了四川，终于躲过了一场屈辱和迫害。 　　回川的张大千居住在灌县青城山，朋友们得知，纷纷赶来看望。其中有一位严敬斋，曾任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新、青的监察使。此人对佛教文化甚感兴趣，任职期间曾不止一次去过莫高窟。他激动地向张大千谈起敦煌艺术，引起大千意外的兴趣。 　　1941年初，画家李丁陇带着一批从敦煌莫高窟临摹来的壁画，到成都来展览。在交涉裱画时，一位画店老板看这些画非一般人所作，便向张大千通了信息。大千一听有好画到了成都，便立刻赶来装裱店，一看，大吃一惊，连声叫好：“妙不可言，妙不可言也！”遂让店家立即去邀请李丁陇。李很高兴地来到大千的居所，两人相见恨晚，如同故交，谈了很久。听到李丁陇孑然一身在敦煌临摹壁画长达8个月时间，历尽了艰辛，大千感佩地说：“你吃了太多的苦，不过这苦吃得很值得，你是第一个临摹敦煌壁画的人……”此后，李丁陇在成都和重庆办展览，张大千亲自去捧场，巴蜀达官贵人和文艺界人士纷纷前往观看，盛况空前。 　　想到严敬斋所言敦煌，又亲眼见到李丁陇临摹的精美的敦??壁画，张大千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和艺术家特有的那份狂喜，立即着手准备，4个月后就起程踏上了去敦煌的路。 　　张大千去敦煌前，专程拜访了李丁陇，两人就李所言敦煌洞窟的屡遭破坏，再次谋划共同呼吁保护之事。当时，李丁陇和夫人郑墨军在西安办有伉俪艺术专科学校，特聘冯玉祥担任董事长，还有位董事、国民党要员周伯敏，是于右任的外甥，又懂书画。他们便通过周伯敏给于右任上言，引起了于的重视，后来于亲赴敦煌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加之又有重庆《大公报》记者呼吁书的发表和热心相助，敦煌保护事宜初步在社会上引起关注。 　　青海巧遇，邀约热贡画工同赴敦煌 　　1941年5月春夏之交，张大千带着夫人杨宛君（张大千有4位妻子，依次为黄凝素、曾庆蓉、杨宛君、徐雯波）、儿子张心智、侄儿张彼得、学生肖建初和刘力上及几个裱工，离开成都乘飞机抵达兰州，准备转道河西走廊前往敦煌。 　　在兰州逗留期间，张大千兴之所至，走访了一趟塔尔寺。 　　张大千风尘仆仆来到塔尔寺后，受到寺院的欢迎，被安排宿在一处宽敞安静的禅院里。次日一早，大千发现同院还住着几位藏族喇嘛，正在往几个布框上画佛画，用笔相当精细，幅幅色彩鲜亮。大千感到十分惊讶。原来这几位喇嘛，是塔尔寺从佛画之乡热贡请来为寺里作画的藏族画师，1位师傅4个弟子。师傅叫索南丹巴，中等个头，瘦削、清癯而慈祥的面庞，说话非常轻慢。索南丹巴的弟子有夏吾才让、三治等。其中20岁左右的夏吾才让个头高高的，气宇不凡，两只眼睛机灵而光亮，他一手拿只小颜料盅，一手握着根只有两根毛的微型叶筋笔在作画，给大千的印象很深。 　　大千当时对佛画没有多少了解，得知这是唐卡，很是好奇，尤其对佛画的用布、印度珍贵矿物颜料和两根毛的叶筋笔产生了浓厚兴趣，便细细追问请教，并观察其作画技法，近乎着迷。大千发现，这些画工，不要说索南师傅，就是他的4位年轻弟子，作画的功力个个都不差。他们作画时，静若处子，气韵松弛，心态自然，运笔相当准确轻熟，线描功力尤为出色。他忽然意识到，这不就是缘吗？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在为国画的色彩不能保持得更久而苦苦求索，佛画工匠们特殊的绘画材料制作、几乎不褪色的珍稀颜料和独有的技法，是国画所没有的，这不正是他此行敦煌所极需要的吗？他暗自大喜：“真是天赐良缘！幸会，幸会！” 　　于是，大千在游览了塔尔寺后，把邀请和劝说几位喇嘛画工同去敦煌帮助他临摹壁画，作为此行塔尔寺的要事筹划起来。他与索南丹巴师傅进行了彻夜长谈。 　　大千提出，如果他们愿跟随去敦煌，他愿每天给索南师傅开两个银元、弟子们每人一个银元的工资。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酬金了，不料却被索南一笑婉绝：“恕老僧不能去了，一来因年岁已高怕路途劳顿，多有舛险，再则老僧必须把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