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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私人飞行员披露七十年前一幕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统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软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和抗日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12月25日，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人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贯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对于张学良为什么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亲自送蒋介石去南京，作出明显牺牲自己的抉择，历来都有不同的说法。 　　张学良的私人飞机驾驶员、美国人伦纳德(Royal Leonard)，了解西安事变前后很多情况，并驾机送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一行回南京，目睹了张学良从西安机场上飞机到南京机场被扣押的全过程。1943年，美国纽约双日出版公司出版了伦纳德的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I flew for China)》，该书第5节“扣留蒋介石”对此有较为详细而生动的描述。从伦纳德的回忆来看，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举动，不是鲁莽之举，也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深思熟虑，为国家、民族牺牲自己的伟大壮举。据说国内尚没有此书中文版，因而知道的人很少。现将伦纳德先生的这一段回忆译出，略有删节，个别地方不一定准确，仅供读者参考。 　　少帅(指张学良――译者注，下同)虽然这几天很少睡觉，但看起来精神很好，也很快乐。他说不会有更多的战斗了，并要我转告传教士们不用担心。他还补充说，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他会提供军用卡车护送传教士们到安全的地方。曾有中国飞行员说少帅将飞俄国然后去欧洲，少帅也明确否定了，不过我注意到，的确有两名穿军服的俄国飞行员在守望着机场上一长排被扣的飞机。 　　与此同时，少帅屋后总司令(指蒋介石――译者注，下同)的房间里，几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正在发生。端纳对局势了解得很清楚，力劝总司令见一下黑胡子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听听红色方面对这一争端的意见。杨虎城将军是这群人中最现实的一个，他得到总司令和少帅共同支付的巨额赎金的安抚。 　　圣诞节早晨，我找不到温格特尔。因为我一般晚睡，他起???早，所以我以为他去了机场，但到午饭时他也未露面，我有点恼火(一周以后，我发现他原来是企图逃到洛阳，但他的卡车在西安以东10里的地方坏了)。头天晚上我们还商量，打开一罐没有吃完的红莓来庆祝圣诞，现在让我一个人吃掉它，味道也不如以前。在吃到一半时，我的厨师报告说，少帅的汽车在等我。于是我就立刻上了车，以危险的飞快速度开到少帅府。少帅把我带进一间密室，问我能否在10分钟内准备好坐波音飞机离开西安，我说可以。 　　上了汽车，司机急速送我回家。我抓起旅行包，捎上塔雷廷名牌公文包，向机场奔去。到达机场时，我发现这里由少帅的四排士兵作警戒，全都脸朝外，枪上装好刺刀，子弹上了膛。汽车在飞机旁一停，我就立刻跳下车，登机后一分钟即做好起飞的准备。此时，我又注意到有一大群学生站在跑道的另一角，手举闪闪发光的横幅大标语，一支管乐队操着锃亮的乐器排在一旁。 　　随后我看到少帅的三辆小车全速驶向飞机。学生们使劲向前涌，少帅从第一辆车下来，命令士兵把学生往后推，每个人似乎都很激动。少帅钻进机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稍后我听到身后一个带着美国腔的女人的声音：“准备好了吗?”我转过身去，只见是一位非常美丽的中国女人坐在机舱左手前排，她便是蒋(介石)夫人。她的在场使我更想知道我们将去哪儿，因为她的德国军官和德国乘务员就站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回答说：“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起飞。” 　　“好”，夫人随声说，“离开这里，让我们快走吧!” 　　机舱里挤满了人，很混乱。我问道：“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蒋夫人不耐烦地说：“全准备好了。” 　　 起飞5分钟后，少帅转身面对我，示意身后，要我向后看。我吃惊地发现总司令的身影，双目紧闭，脸色憔悴，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我咧嘴冲少帅一笑。这回同以往大不相同，以前我曾呼啸飞过总司令南京的府邸给少帅传话，少帅和总司令常争执不休。随后有人传给我一张纸条，叫我降落在潼关的战壕上，这里少帅的部队和政府军旷日持久的战斗仍在继续。我计算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何应钦给蒋夫人仅有3天时间，23日至25日，要把蒋介石带回来，不然的话，他将对西安府发动全面攻击，进而夺取全中国，虽然他未这么明说。在这紧要的关头，总司令被释放了，得到了自由。 　　少帅命令我飞到洛阳上空，我的飞机在潼关外面的战壕网上盘旋，并投下了和平的信息。 　　少帅看起来很轻松，昏昏欲睡。我不时回头打量一下机舱，蒋夫人看着窗外，脸上露出疲惫的微笑，端纳一个人咯咯笑着，宋子文偶尔看一下文件，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双目紧闭，总司令还在继续睡觉。我们到达洛阳时天刚黑，少帅叫我盘旋一两圈，让大家知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