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秘书“绝密日记”.docVIP

张学良秘书“绝密日记” 　　从火中抢出的宣纸本 　　 　　我的父亲汤宝田1901年出生于湖北沔城，他早年丧父，靠祖父和母亲佣工度日。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饱读诗书，知识渊博，并考入了上海中华会计学校。1932年，父亲逃荒到武汉，以做小生意为生。同住一个院子的一位王姓军官见他每天晚上都在读书写字，就请父亲当了自己的文书，后来又推荐他到西安张学良部下当准尉秘书。1937年7月，张学良的东北军解散，父亲也回到了沔城老家。对于曾经谋职于东北军的这段经历，为人谨慎的父亲从此闭口不提，就连至亲的人也一个字都没有透漏。 　　回到家乡，父亲开办私塾，先后在王桂杞、陈仲刚等大户人家中坐馆，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和珠算，赚一点微薄的学费，还要靠卷烟种菜才能维持生活。 　　父亲回沔城的第二年，我这家中唯一的女孩出生了，稍长大些，便和家中的其他孩子一样，被送进父亲的塾馆发蒙。孩提时代，父亲伏案书写的形象，令我好奇。不论寒来暑往，他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油灯下，燃灯、磨墨、展纸，用毛笔蘸墨，在宣纸上写下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完之后，他又会手托黄卷，聚精会神地阅读。他的这种韧劲哪怕在战争环境里也不间断。但对于父亲在宣纸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当时的我一无所知。 　　1941年2月10日，沔城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为了让日军部队抵达沔城后无房可居，国民党128师奉命焦土抗战，师长王劲哉命令手下烧掉城内所有的房屋。母亲后来回忆：那年元宵节临近傍晚，只见穿黄色军衣的士兵，一手--提煤油桶，一手举火把，一路奔跑，一路吆喝，催赶居民出屋，他们则冲入室内，向一切木质物淋油，点着火便后退，退出门外又向大门淋油，不须再点火，室内的火舌T就舔着了木门，到处都是爆炸声，墙梁倒塌声，连街面石头也起火了，老百姓的吃、穿、用物，尽化焦炭…… 　　我们家在着火之际，父亲从后门闯进，到房里抢物，什么都舍弃了，唯独抢出了一大卷写满蝇头小楷的宣纸本。 　　母亲回忆说，父亲喜爱的西安八景国画、碑林各种字体拓片，还有能买米换油盐的软硬币，他一点也没有抢出。似乎在父亲的脑子里，什么东西也比不上他的那些宣纸本。 　　 　　藏在墙壁缝里的秘密 　　 　　1946年我八岁。这年8月，慈祥高寿的外公去世。我随家人去“送葬”。丧事办完，亲友们围坐方桌前闲话，显得轻松自如。这是因为，病故寿高者是遵循自然的法则，所以孙辈戴孝，或缝红布条或戴小红花，既表示辈分不同，也含有“白喜事”的因素。父亲在亲友中，照例是寡言少语的，但我专注他的眼神，他先紧盯一下由柴草泥浆编糊而成的墙壁，而后低头沉思，然后起身。再坐下时，已是一片释然之色。我想到那年沔城大火，他从烈焰中抢出的宣纸本，也许就是藏在他紧盯的墙壁夹缝里。从他后来的表情看，我猜想他已取走宣纸本。当年大火后，我们全家寄住在乡下外公家。128师走后，各家回城按原址搭盖小房子，人们又从乡下回城，我家亦如此，他可能就是趁这个机会几次转移了他的秘密。后来事实证明，我猜测得一点儿也不错。 　　 　　埋藏紫藤箱笼 　　 　　沔城当时有两座小学，一谓沔城完小，一谓伊斯兰小学。我之所以没有上小学，原因很简单，一是就学不便，二是我父亲本来就是教师嘛，而且小学课本单一，相比之下塾馆的课程更胜一筹，而且我还能独自学习历史知识，得到父亲的指教。 　　1949年5月20日，两座小学联合组成游行队伍，说是庆祝解放武汉。乐队的音乐、腰鼓的点子、扭秧歌的节奏声，汇成一片，十分热闹。这时我已十一岁，颇懂一些成人的思想感情。凭直觉，这样热闹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口号喊得清楚明白，不仅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而且地方上要对伪职人员登记，使许多干过旧差的人终日愁眉苦脸，长吁短叹，生怕人民政府对他专政。但我记忆中的父亲，此时却仍旧文质彬彬，仍旧授课教徒，好像世道的变化与他无关。 　　一天夜间，我从熟睡中醒来，感觉房中除我而外，再无一人。我立即下床，摸到后门槛，月光下，只见父母正握锄挥锹忙碌着，他们在墙院角头挖洞。平日，院门一关，寂然无声，十分僻静。这时我躲在后门角，仔细观察，大概是洞已挖好，父亲将一只比衣箱小，比医生药箱大的紫藤箱，谨慎地放进洞去，然后父母一齐动手回填，回填后又用脚踩，大概是为了不留下痕迹。我想，我们沔城是水乡，地下水位高，紫藤箱在水土中长时间浸泡，定会腐烂，因此有些担心。这时父母忙完，我也怕被发现，连忙回房躺下，一直想着箱子浸水怎么办?回后一想，父亲那般精明，怎么会使它进水呢?一定会用油布、皮革包扎好了才入箱下藏的。又想到这种东西，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都是随身捎带或入箱陈放，今天就怎么埋入地下了呢?父亲乃一纯良百姓，除了他年轻时在汉口做过几年小生意以外，身无过犯，如今为何谨小慎微起来，把秘密藏于地洞中去?我从不作政治方面的考量，只觉是个难解的谜。 　　埋藏的东西并不代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