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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未完成立宪 　　摇摆的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诏“明定国是”，“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张謇此时刚回到京城，起初，他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但仅限于经济、文化方面。而维新派“速变”、“全变”，甚至发动宫廷政变的主张，他极力反对，以为“药太苦，则吃药者愈不开口”。他一再奉劝康梁等人不要轻举妄动。那根若隐若现的红线，张謇比谁都看得清楚。 　　果然，在顽固势力“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指责中，过于理想化的变革最终以“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收场。面对政治空气再度沉重，张謇也有些胆怯了：“读书识字之子皆自危矣。祸至真无日哉?” 　　历史很快做出了回答。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沉疴已久的清廷付出了惨重代价。次年1月，被赶到西安的慈禧发布上谕，再度诏令变法，并令督抚以上大臣就此详细议奏。 　　张謇闻讯立即行动，他应刘坤一的邀请??写成《变法平议》，其中第一次出现了设置“议政院”、“府县议会”等字眼，矛头指向国家根本要害。 　　1903年5月，张謇应邀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七十余天里，详尽考察了实业、教育，对明治维新的美果赞叹有加。 　　1904年春，清廷驻外使臣孙宝琦、胡维德等联名电请变更政体，张之洞、魏光焘等地方督抚也予以响应。朝野上下，君主立宪的呼声甚嚣尘上。不甘示弱的张謇也刻印了《日本宪法》，托人送达内庭。据说，慈禧在看后表态：“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宪政相对于欧美，于皇权的限制最小。显然，熟谙当权者心理的张謇，试图将风险降至最低。 　　此时的人们相信，只要立宪，大清的一切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屈辱的岁月便能一去不返。大清已经透支了人们太多的耐心，以至于它其实并没有多少缓进的空间，对此，张謇不可能不明白。 　　跑不赢的改良 　　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北京车站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不得不改期缓行。张謇闻讯，认为“此必反对立宪人所为也，如此则立宪尤不可缓”。 　　为了推动立宪，张謇此前还主动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去了一封信，希望他“成尊主庇民之大绩”。早年此两人均为吴长庆的幕僚，后因交恶而中断往来达二十余年。 　　只是，变革旧制，即便强如袁世凯，也有些束手无策。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发布了预备仿行立宪上谕，消息传出，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庆祝。11月6日，新官制案公布，人们却发现，不但涉及皇室大权的要害部门纹丝不动，责任内阁全无踪影，相反，满人官员比重反倒更大，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也被陆军部尚书铁良收走了四镇，立宪派大失所望。同一个月，张謇参与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主张“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字里行间，颇多无奈。 　　1908年8月，清廷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第一条：“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杨度对此评价道：“政府宁肯与人民以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 　　张謇自然懂得“争实事”的含义，1909年10月14日，他被公推为江苏谘议局议长，随即开始酝酿奏请朝廷速开国会――此时，清廷刚刚与日本缔结了出让东三省权益的新约，空气中弥漫着时不我待的紧迫。 　　两个月后，在张謇的倡导下，一个由十六省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团向北京进发。此前一次讨论，张謇一个友人愤然说：“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张謇却反驳道：“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至坐视其亡，无人理。” 　　不过，张謇显然太过一厢情愿。 　　次年1月，请愿团抵达北京，呈交了一张希望一年之内召开国会的请愿书。清廷先劝慰了一番之后，以筹备尚不充分为由，驳回请求。5月，第二次请愿发动，各省签名参加的已达三十余万人。载沣的上谕也更加严厉，称“毋得再行渎请”。10月，请愿团再度卷土重来。这一次的声势史无前例，直隶、河南、四川等地，都出现了千人游行示威的场面，奉天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甚至割股写下血书。 　　迫不得已，清廷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多数立宪派对此依旧不满，但张謇却心满意足地打消了亲自赴京的念头，以为“请愿有效，天恩高厚，感激涕零”。时间来到1910年底，张謇所能推动的改良，依旧太有限，历史已经向着他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加速前进。 　　1911年4月，清廷第一届责任内阁正式成立，13位内阁成员，皇族超过半数。这也意味着立宪派的诸般努力，化作泡影。自此，清廷人心丧尽。张謇痛彻心扉道：“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 　　这一年5月11日，张謇赴京途中，路过河南彰德，独自乘轿前往洹上村，与已经被载沣赶下野的袁世凯谈到深夜。二十八年未见，袁世凯在张謇眼中已“远在碌碌诸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