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大院里那些事儿.doc

公社大院里那些事儿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老家河北省故城县小屯公社当过近两年（1972―1973年）的“半脱产”――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简称农技站）的技术员。人民公社如今已经成了历史，但我在公社院里那两年经历的许多事，却使我至今难忘。 　　 　　“半脱产”撑着半边天 　　 　　“半脱产”，顾名思义，就是一部分时间脱离原来的生产劳动或工作，去从事其他活动。计划经济时期，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上边布置的样样工作都需要公社抓落实，可公社的在编干部最多不过10来人，单靠他们根本忙不过来。所以，那时各公社都有一批这样的“半脱产”人员，如农业技术员、水利助理员、民政助理员、粮食助理员、治安协理员、农民夜校辅导员、通讯报道员、广播员等，号称“八大员”。这些人都是在村里选调上来的，有的原是大队或生产队的干部，有的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他们在公社机关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名义上是“半脱产”，实际上常年在公社机关工作，生产队的劳动基本参加不了；号称公社干部，实际身份仍是农民，不在公社干部编制序列，仍在生产队记工分，参加生产队分配；公社对这些人实行的是聘用制，有责无权，说用就用，说不用随时走人。 　　小屯公社是个总人口不足万人的小公社，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八大员”一样不少，加上享受同样待遇的电工、炊事员等，“半脱产”人员占到公社机关工作人员的一半还多。“半脱产”们自知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低微，经常自嘲是“公社的滴滴答”，意思是像个小水珠，位卑人轻、无足轻重。 　　话虽这么说，“半脱产”在公社的作用却不可小觑。 首先，他们确实都承担着与自己职务相对应的一摊子事情。比如我们农技站，负责落实“八字宪法”，与此有关的所有事情包括良种繁育、农药化肥采购、农机具改造等，就都由我们去跑去抓。再是公社抓中心工作离不开他们。上边布置的中心工作很多，一个接一个，比如从生产角度讲，没开春就要抓备耕，春天一到就要抓春耕春种，夏天来了抓夏收夏种夏管和夏粮征购；秋天来了抓秋收秋种秋管和秋粮征购，秋天一过则要抓养猪积肥和打???挖渠、改造盐碱地等农田基本建设；从政治角度讲，当时正值文革期间，一年四季都要搞运动。对这些中心工作，公社抓落实的方法，除去把村干部们集中到公社开会部署检查外，最主要的是要靠一个村一个村地下去跑。全公社18个生产大队、几十个生产队，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公社在编脱产干部最多时也不超过10个人，除去留在机关值班的、身体不好的和带小孩行动不便的女同志，能下乡的最多六七人。就这六七个人，也常常因为有人有这事那事脱不开身。这种情况下，“半脱产” 就成了公社下乡抓工作的“常任”。村里的干部不能天天见到公社脱产干部，却能天天见到“半脱产”。还有，公社机关凡需跑腿的事更离不开他们。那时候通信手段落后，不要说没有手机、传真、电子邮件等，就连电话都少得可怜。我们全公社包括各大队、生产队和社直单位，就只公社机关有一部需要县里总机转的手摇电话，公社机关只要有需要和村干部发生联系的大事小情，比如通知村干部到公社开会、谈事情，向村干部传达不需要开会传达的事项，到村里了解某项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等，都靠派人下去“面对面”。派谁去？“半脱产”是当然的主力。事情多的时候，一个半天可能就要往下跑两三次。 　　 “半脱产”有时还能起到脱产干部起不到的作用。那时侯，上边布置的事有许多脱离下边实际，背离群众意愿，村里千方百计推脱敷衍甚至自行其是、另搞一套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落实种植计划，上级强调坚持“以粮为纲”，确保计划确定的粮食种植面积，而群众则希望适当多种点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以解决日常生活所需，并明里暗里按自己的意图办。再如落实 “八字宪法”，虽然也讲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可上级布置下来，却常常对每一项都规定得很具体，包括一亩地下多少种，施多少肥，浇几水，锄几遍，以及保持多大的行距和株距等，并且要求不折不扣照着干，下边根本没有多少自主权。由此，公社干部下乡抓工作，与村干部发生矛盾和摩擦便不可避免， “顶牛” 的情况常有发生。脱产干部特别是公社领导下乡，一般都要带一名“半脱产”。“半脱产”们土生土长，与村里的干部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思想容易沟通，事情好说好办。遇到这种情况，常常可以起些缓和、调解甚至化解矛盾的作用。有一年春天，我和一位公社领导到一个村下乡，了解到这个村 “擅自”扩种了10 来亩棉花，这位公社领导很生气，要求村里立即改正，毁棉种粮。村干部很犟，说棉花已经出了芽，毁掉太可惜，这块地又适合种棉花，坚持不改，和公社领导争论没结果，就蹲在地上只顾抽烟不再说话。这位领导气得没办法，临走撂下一句狠话，说限两天内改正，不改就撤职！两天后领导派我去，一看，一棵棉花苗都没动，回来汇报后领导令我再去，我又去了两趟，说无论如何不能和公社顶下去，不然我没法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