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话该不该讲考量.docVIP

关于真话该不该讲考量 　　邵燕祥先生的新作《试论假话未必不可讲》(《同舟共进》2007年第10期)很有意思，我把它当作当年巴金、萧乾等讨论在我们的具体语境下，“真话”该不该讲、抑或能不能讲的一个继续。 　　说真话抑或说假话，不是一个简单、容易的问题。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赵高“指鹿为马”、最高领袖提倡“五不怕”甚至鼓励出“海瑞”而实际上唯恐“海瑞”出的语境下，说真话抑或说假话是对人的“智慧”和“历练”的一种考量。 　　 　　“明智者”的真话 　　 　　说真话还是说谎话，邵燕祥文章用了一些事例加以说明。 　　例子之一：自由知识分子曹聚仁先生。 　　鲁迅曾“嘲笑、谴责乃至抨击了不肯向敌人说谎的人”，换言之，即鲁迅并不反对“说谎话”，这事关曹聚仁。 　　曹聚仁写过很多书，包括许多回忆，然而很少提及他与鲁迅的交往。堪称他晚年回忆录巅峰之作的《我与我的世界》，其中有两节“鲁迅与我”、“我与鲁迅”，也全不提他当年参与《海燕》的发行一事。原来，1936年初，已离开《中华日报?动向》的聂绀弩致函鲁迅，说要办一个文学刊物，恰好此时萧军、胡风等人也有这个愿望。鲁迅于是对胡风说：如果每人各办一个刊物，会分散了战斗力，不如大家合办。经鲁迅、胡风、聂绀弩、萧军、萧红、吴奚如、周文等一起商定，就创办了《海燕》杂志，由胡风负责组稿、聂绀弩联系印刷和发行。但《海燕》只出版了两期，就被查禁了。 　　关于《海燕》的夭折，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中有一段对话耐人寻味：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据说这“B”，就是指曹聚仁。(胡风：《鲁迅先生》)原来，《海燕》问世后，上海租界巡捕房命令刊物上必须标出发行人，以示负责。当时曹聚仁的身份比较适中，他也愿意担任，于是从第二期始，就在刊物上标出了他的名字。不久，国民党“文网”的统领找他“谈话”，曹说出了刊物的编辑和作者，继而声明退出，《海燕》不久就被查封了。曹的悔过和退出，是国民党“文网”诛杀左翼刊物的一个证明，这也正如鲁迅听说《海燕》被巡捕房所注意时的预测：“《海燕》虽是文艺刊物，但我看前途的荆棘是很多的，大原因并不在内容，而在作者。”(1936年2月21日致曹聚仁信) 　　挺身反抗“文网”，并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担当的，比如曹先生，他几乎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报人和文人，他实行所谓“乌鸦主义”，即“老年人看了叹息，中年人看了短气，青年人看了摇头”。(《“乌鸦”商标?周刊》，《文坛三忆》，三联书店1999年版)在“最是文人不自由”的语境下，曹聚仁的举措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就曾对他说：“我不会误会先生。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也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1936年2月21日信) 　　后来胡风回忆说：“这‘苦心孤诣’的意思并不简单。把这当作‘安抚’也可以，当作不得已的讽刺话看也可以。” 　　不过，鲁迅一向是反对做“烈士”而主张“壕堑战”的。 　　“书呆子”的真话 　　再说几个例子。上海开明书店的编辑夏丐尊先生。 　　当年和鲁迅、曹聚仁等在上海从事编辑出版的，还有他们的浙江同乡夏丐尊。夏先生是一位儒雅君子，老老实实的文化人，一生从事编辑、出版、写作。 　　就是这样一位老实厚道的夏丐尊，1943年12月却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了(后经友人内山完造等保释出狱)。在他被日本宪兵捉去时，临行叮嘱家人：“我去了，告诉老板一声。”旁边的汉奸和日本宪兵听到后，马上追问谁是“老板”，最后把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锡琛也抓了进去。这就是老实人说真话的代价。不过，老实人嘛，他在宪兵队里虽没有被拷打、上电刑或灌辣椒水之类，但人却睡在水门汀上，吃着冷饭，身体也愈发坏了下去。日本人大概也为他的天真和恳挚的态度所感动吧，后来对他不坏，只有半个月便把他放了出来。那时夏先生也学会了“说谎”，当日本宪兵问起郑振铎时，他便说了谎，说：“好久好久不见到他了。”郑振铎在《悼夏丐尊先生》一文中说：“其实，在那时期，我们差不多天天见到的。他是那么爱护着他的朋友!” 　　例子之三：青年文学家、烈士陆蠢先生。 　　当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的租界，鳏居多年的陆蠡正值新婚燕尔，灾祸却突从天降。不久，他参与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被查封和捣毁，日本人还声称要寻找负责人。得知此事后，家人和友人都劝陆蠡先躲一躲，他却认为自己身为负责人，社里有难不能逃避，理应据理抗辩。于是他孤身来到捕房，落入虎口，当即被戴上手铐。日本人在提审时问：“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