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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革新是“走出去”关键 　　 　　编者按：《与总编面对面/总编手记》栏目开办三年来，约请了一批在对外传播领域较有成就的总编（社长）或对外媒体的领军人物，就所从事的外宣工作，谈经验，谈感受，谈思考，不仅反映了总编（社长）所在媒体的特点，也对其所在领域的前沿动态作了前瞻性分析。 　　在中国唯一的英文新闻周刊《北京周报》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的王刚毅，2007年初出任《北京周报》的上级主管单位中国外文局的副总编。在不久前举行的世界期刊大会上，《对外大传播》记者看到这位曾在《中国日报》供职，后又到新闻周刊《北京周报》主政，从事对外传播多年的报人坚持认真听会，会议间隙不断地和国际知名期刊界人士进行接触。在当今世界期刊界风云际会的激烈竞争中，中国外宣期刊面临着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来听听他对此的看法…… 　　时间：2007年5月24日 　　地点：中国外文局 　　访谈者：《对外大传播》记者申宏磊雷向晴于淼 　　 　　外宣期刊的历史特性和新变化 　　 　　《对外大传播》：在中国期刊“走出去”的进程中，外宣期刊与那些市场化期刊相比有何特殊性？ 　　王刚毅：对外宣传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来讲都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施政理念，向这个国家和地区以外的受众进行介绍。对于中国来讲，对外宣传所具有的历史特性不容忽视。首先，建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国家从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角度考虑，对我们采取敌视、封锁、孤立的做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宣传对于我们就显得格外重要。其重要性体现在，传统的对外宣传不管是期刊还是其他的传媒，都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像外文局的《北京周报》、《今日中国》（原名《中国建设》）、《人民画报》、《人民中国》等一系列外宣期刊都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创刊于建国初期并发展至今的。 　　其次，我们对外宣传的期刊从一开始就没有走市场趋向这条道路，因为要与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条件相适应。在当时的情况下，外国受众能够接受并阅读我们赠阅的刊物就相当不错了，再??他们花钱购买就不是很现实。 　　最后，当时中国对于国外来讲是一个谜，尤其在“冷战”时期，外国读者对中国信息的获取缺少最基本的渠道，国家对外开放的态势和现在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传统的外宣期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其他传播、交流方式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就是通过这些外宣期刊将中国的声音传递出去的。像当时《北京周报》和我们外文局旗下其他很多期刊的报道被外国媒体广泛地进行了转载，外国很多研究中国的机构也都离不开它们提供的信息。 　　《对外大传播》：时代的变迁给外宣期刊发展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王刚毅：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不论是从经济到社会的对外开放，还是媒体市场的发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新的形势我认为有几个基本特征值得外宣期刊注意。 　　第一个特征就是国外了解中国的渠道越来越多。几十年以前，外国驻华新闻机构少之又少，现在不同了，已经有了上百家。 　　第二，以前在中国工作、经商、生活、旅游的外籍人士很少，而现在已达百万，把外宣品的海外受众加上则有千万之众。 　　第三，如今懂中文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可以通过大量的中文期刊，汲取所需要的信息。 　　第四，现在国内的中文信息极大丰富，国内中文媒体和国外媒体对外交流的广度、深度也在大幅度提高。以外文出版的外宣期刊已不是外国读者的唯一，而只是其了解中国的众多渠道之一。 　　但不论是与国内主流期刊还是国外新闻类期刊相比，我们仍然拥有语言和外语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我们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同国内其他媒体机构相比，对外国人的阅读习惯和信息需求更了解，同时作为本土传媒机构，也比外国媒体更了解中国发生事情。 　　关键在于，我们要比以往更加发挥好、利用好外宣期刊的优势。我们的外语人才要在转变观念上下工夫，认识到实行采编译高度融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自己用外文从事新闻采访和写作的能力，同时进一步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在语言技能之外，更注重加深自己对国内情况的了解。此外，外宣期刊要更加尊重一般新闻媒体的报道规律，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向世界说明中国”，化作新闻题材，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去做。 　　 　　内容贴近读者是根本，形式是其次 　　 　　《对外大传播》：那么在新的形势下，外宣期刊应该做哪些努力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刚毅：我认为外宣期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变革。 　　第一，要真正按照中央提出的“三贴近”原则去做。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以及各自的新闻出版物相比是有共性的。在承认具备不同特性的时候，需要强调其共性，也就是说只要是新闻出版物，就必须按照新闻出版的共性来处理。在遵循共性的情况下，才能够突出特性。所谓外宣“三贴近”，就是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