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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西百年前开明之举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在炮舰的策应掩护下与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东南沿海一个又一个通商口岸被迫开放。清廷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分野也日益彰显。在这个向以“重农抑商”或“重农轻商”自诩的古老的中央帝国里，一些有远见或者寻求某种利益的关键人物似乎看到了开埠后工商业发展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的剧变，于是也暗中推波助澜，一场悄然的历史变革便不可避免了。 　　早在1863年至1898年，山东的烟台青岛两地相继开埠，使这两座原以渔业为主的村镇迅速崛起，发展成为通商口岸城市。这也深深地影响着相距不过几百公里的省城济南。那时的济南相当闭塞。几乎与烟台开埠同时，济南还在为扩大城市规模和防区，在内城外又修筑起了规模更大的圩子城和圩子河，将已有千年历史的围城打造得更加固若金汤。可到了1901年强占胶州湾并取得胶济铁路修筑权的德国在济南圩子城西擅自修建了领事馆和德华银行。1904年胶济铁路修至济南，全线通车，德国人在这一年还开办了邮局等等，这些都显然打破了济南素以老城为中心在内城和圩子墙里打转转儿的传统。 　　时任山东巡抚的周馥，力主“新政”，“提携工商”，进行开埠。在此事上，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与他一拍即合，两人遂共同奏折，请朝廷批准胶济铁路沿线的济南、周村和潍县三地开辟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借堵洋人寻衅滋事之口”，“以期华洋咸受利益。不日即获外务部照准，当年即勘定界址。 　　济南商埠的范围在今天看来也是颇具规模和富有远见的。它在西关外东起十王殿(今馆驿街西口)，西至大槐树，南沿长清大道(今经七路附近)，北到胶济铁路以南，东西长约5里，南北约2里，共4000亩土地。同老城的面积大致相当。其中还保留了三里庄五里沟庄以及魏家庄等村庄。商埠内规划有洋行贸易处、华商贸易处、堆货处西人住家处、领事驻地以及花园　菜市营房等，城市功能较为齐全，很受投资者的欢迎。1905年10月23日《东方杂志》载，济南开办商埠，设局勘界均将就绪，近闻商贾铺户陆续注册者以多至干余家。1906年1月10日，济南商埠筹办告竣，举行了开埠典礼，山东及济南政要和商务巨头出席。 　　清廷开埠事宜上也是“吃一堑，长一智”。由于济南开埠相对较晚，便有了些经验教训足以借鉴。与广州上海，汉口　天津和青岛的被迫开埠迥然不同济南开埠是清廷的自愿行为，内政外交权限完全自主。商埠内成立了商埠总局，颁布实施的《济南商埠厘定租建章程》，要求中国人与洋商共同遵守。第一节规定：“埠与条约所载各处约开口岸不同，准各国洋商并华商于规定界内租地杂居。”第十节规定“济南城外既开商埠，所有洋商在此规定界内可任意往来，携眷居住贸易。但在济南城关内外以及附近各处，仍按中国内地章程办理”。而且邮政电话，电报等经营权和司法权由中国人自理，外人不得干预。 　　商埠的建立，对于济南这座千年古城无疑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它是一次百年前的开明之举，是黄河流域最早开埠接受西洋风的内陆城市。对于济南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在当时，商埠已具有今天特区的某些要素，洋商在商埠内有了“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因此外国资本也纷纷从东部沿海涌入于此。仅1905年以后的三　四年的时间里洋行就达20多个，其中德日美英居多。这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官僚买办和民族工商业者资本的注入。人们纷纷来此开办商号银行和工厂设立各国的领事机构，从此掀开了济南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成建制”的开发建设的序幕。在短短的10年到20年的时间里，商埠区逐步形成了以老火车站为半径轴心以此向东南西三面辐射，以经二路为东西主线，以纬二路与纬四路为南北支架的新城区格局。从而使济南这座典型的单的封闭型内陆城市，逐步发展成为老城与商埠并重的新的“双子城”。老城依然保持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商埠则承担起交通、商贸中心的重任，济南也由此形成了近现代城市的新格局。 　　辛亥革命后，济南的城市人口由开埠前的12万增加到25万人，增长了一倍多。尤其是1911年津浦铁路修至济南与胶济铁路交汇后，济南遂成为华北地区仅次于京、津的商业集散地和交通枢纽，成为各洲商贾辐辏之处。《山东各地乡土调查》记载，当时济南已有杂货铺绸缎庄，钱庄银行药铺铁器铺，钟表行，添行洋货铺等32种行业，达1995家之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便有了喘息的时机。1918年和1925年伴随着商埠区内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又先后两次拓界。泺口以南津浦铁路以西官扎营以北辟为“北商埠”，从而形成了济南城北面积广褒的大型轻工化工，造纸纺织为主的工业区，工商业门类更加齐全。可以说自开埠至1928年日本人制造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之前的20余年间，是解放前济南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最好时期。 　　济南沦陷后，日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