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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传媒对科学误读 　　2003年，本文第一作者发表过一篇文章《论传媒对科学的误读》，希望通过汲取传媒误读科学的各方面教训，减少传媒对科学的误读。然而，伴随着我国传媒进一步被推向市场，以及传媒工作人员的更新换代，我国传媒对科学误读的问题并没有减轻。传媒上的科学报道被进一步社会化、娱乐化、边缘化[1]，出现了更为隐蔽或荒唐的误读现象。所以，现在有必要再写一篇文章说说这个话题。 　　近年来，我国大众传媒关于科学新闻、科学知识的传播存在着一些矛盾的现象： 　　其一，“科学”这个字眼频繁地出现在政治、经济、教育、环境、卫生、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新闻中，但多数内容却与科学无关。报纸上真正的科技新闻版面在减少，尤其是晚报，科技新闻报道所占版面比例仅为1.9%，其中还包括“健康资讯”（这个版题下经常有美容整形、包治狐臭等等的广告）、“数码时代”（这个版题下多数是IT产品广告）等版面中假借科学名义的公关软文。电视的科学栏目，质量遭到观众的质疑，播出时间减少[2]，面临着关停并转。 　　其二，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8%以上的高速增长，2003－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12万增长至631万。然而，我国公众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却一直徘徊在2%左右，与美国2000年就达到的17%相差甚远，也落后于韩国、马来西亚、印度等亚洲国家。[3]义务教育中提供的科学知识在现实中没有得到验证和补充，更不用说通过新闻了解新近科学发展和应用了。 　　其三，目前我国的大众传媒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95%的登记记者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46%拥有硕士学位。显然，当今的传媒从业者并不缺乏报道普通科学类新闻的教育背景，但无论是偶然失误还是有意为之、被动无奈还是主动选择，传媒上初中生就能辨识出的常识性错误却屡见不鲜。 　　以上各种问题中，都涉及到传媒对科学的误读。不少国家十分关注传媒对科学的解读问题，希望避免被误读的科学对受众产生不利影响。加拿大《金融邮报》，每年都会邀请科学家和热心的社会人士组成调查团，评选出本年度传媒报道中的“垃圾科学”（Junk Science）。“垃圾科学”，即那些被歪曲报道的科学事实、被夸大了的风险、被意识形态包装的科学等等。为什么会有垃圾科学？因为一些政治家、商业公司、传媒、江湖医生，甚至部分科学家，试图利用传媒的报道吸引公众关注，为自己谋取利益，例如“核酸对人体有营养”、“生吃茄子可以清肠”等骗局，就是这样产生的“垃圾科学”。 它们就像垃圾食品一样，对于思想来说没有营养，与“迷信”扮演着同样的文化角色。 　　然而在我国，传媒对于科学的误读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传媒从业人员来说，仅仅知道“三甲基一氯硅烷不是盐酸”、“丙烯对人体有害”是不够的。要摒弃垃圾科学、生产科学好新闻，必须要了解什么样的情形容易产生对科学的误读，不同媒体的误读特点，以及什么样的科学事实值得报道、应该如何报道，才能成为对受众有益的科学好新闻。 　　容易被误读的两种与科学相关的情形 　　传媒对科学的误读，往往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中出现。黑格尔在《美学》中曾经区分了两种状态下的“科学”：其一，是“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科学；其二，是“脱离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的科学。[4]从这个区分出发，被误读的科学无疑属于前者，其最终实现的特殊目的，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例如有些传媒的报道从政治利益或商业利益出发，通过夸张或危言耸听，向公众散布恐慌或不切实际的希望。 　　公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微观层面主要有四方面的情形[5]：首先，科学知识有助于保障私人生活的健康有序，使之尽快了解和掌握新发明、新工具；尖端科学知识使人站在新技术应用的前线，并带来竞争优势。其次，科学知识有助于理解公共问题中以技术为基础的政策，如核废料处理、传染病防治、处方药政策、食品安全检查等，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参与公共决策。这些政策的制订往往涉及科学争议，成为传媒和社会各界焦点。第三，理解公共事务、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需要科学知识，例如，保险和天气预报是最常见的两种风险形态。最后，关于宇宙学、进化论的重要科学成就，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反思人类自身的方式。 　　在第一种情形中，科学知识主要通过学校的科学教育来完成，误读的危险主要存在于商业广告中；最后一种则属于更高层面的精神需求。中间的两种情形的报道，较容易在传媒实践中出现，因此也最容易出现对科学的误读： 　　1.关于科学争议的报道，只报“热闹”不报“门道”。科学争议和科学假设在目前科学知识体系的各个领域普遍存在，一旦科学争议影响到公众政策的制订，就会成为公众和传媒关注的焦点，被多方解读和广泛传播。为了体现报道的客观、全面，传媒往往请来专业人士作为“外脑”，贡献出正反两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