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水价改革中悖论.docVIP

农业水价改革中悖论 　　由于经济高速增长，煤、电、油、运、水等资源全面紧张，为了用节约来缓解资源紧张，2005年国家将全面引入价格机制抑制需求、促进节约。而于2001年就已经开始的农业水价改革――即改灌溉用水按亩收费为按方收费，无疑成为这次大规模价格改革的先导。而水价改革产生的矛盾也提前暴露了几年，并受到颇多指责。但很多观点实际似是而非，现将反对水价改革的理由逐一梳理如下，以使人们认清――“将水价改革进行到底，才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唯一选择。” 　　 　　靠觉悟也能节水？ 　　 　　一些农村地区的基层干部、甚至一些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观点，认为随着农村灌溉节水技术的推广，加上农民觉悟的提高，意识到过分的大水漫灌，将降低农作物的积温，进而影响粮食的产量和质量，那么农民就会主动节水。因此，不用水价改革甚至取消农业用水收费，农民靠觉悟也能节水。 　　但事实上，在水价改革之前，农村大水漫灌的情况可谓家常便饭，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据黑龙江省庆安县水务局副局长白建学在该县和平灌区的调查，尽管目前已经实行了按方收费，农民用水有所节制，但是因为改革不到位(收费未达到成本水价)，水价依然较低，而且设在干渠和支渠之间的计量口以下平均还有200多户农民，农民仍不会为另外200多家的利益，非常尽力去节水。所以，空谈觉悟显然是自欺欺人。 　　而促使农民节水的直接动因，只有当水价高到让农民心疼，心疼到他足以树立起节水观念，并且节水能为其带来实际收益时，作为精于计算的经济人，一条支渠内的农民才会互相监督节水，不仅不让大水漫灌自己家的稻田，也会尽力去避免水在灌溉后的浪费。 　　但是在各级政策制定者中，对于农民是否真的会算账，是不是称职的经济人，存在着普遍的怀疑。而舒尔茨在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中明确指出，全世界的农民在权衡成本、收益和风险时，心中都会有一本账。在闭塞的、孤立的、分散的范围以内，他们都是精打细算的“经济人”。尽管农民因接受教育、健康和经验不同，观察、理解以及对新信息的反应能力也有所不同，但他们具有关键的一种天赋，即企业家精神。 　　而从我国的情况看，农民也一定是合格的经济人。如取消农业税后，出现全国性的农民要地种的风潮，证明农民是称职的经济人。部分农民过去之所以放弃了土地承包权，主要因征收农业税以及所带来的诸多搭车收费，如乡统筹、村提留等，使种地农民计算出，从事这种靠天吃饭的风险产业，稍有不慎就可能赔进去。农民在二轮土地承包中放弃承包权甚至“抛荒”，就是“经济人”的自然反应。 　　“农民种苞米，就是锻炼身体，忙活了一夏天，还要搭上一套运动服”，就是粮价低且征收农业税等杂费时，东北农村的真实写照。而如今种地不仅免税还有补贴，农民想要回应有的土地承包权，同样是“经济人”的本能追求。 　　之所以总有人怀疑农民这种经济人的本能，替农民操多余之心，说到底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痴迷于“利用行政权力大搞集体经济”。长期以来，在“农用土地归集体所有”这种不甚明晰的产权形式之下，村级干部以“经营者”的姿态和身份深度介入集体经济，实在是太有利可图了，即使负债也在所不惜，而这正是目前村级外债普遍巨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一些乡村政权仍然像在50年代初那样，处于“分田分地真忙”的状态，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幌子下，这只“闲不下来的手”继续从事、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包括土地发包。长此以往，难以想象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 　　所以，“靠觉悟也能节水”，幻想着朴实的农民一定能有高尚的节水觉悟，显然是自欺欺人，对管理层来说是不了解下情，或是有别的寻租企图。 　　 　　水价已达到农民承受的极限 　　 　　随着2004年国家在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取消农业税，加上自2003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逐渐取消了乡统筹、村提留等各项针对农民的收费。这些变化，使水田区的灌溉水费，从过去涉农收费中位居的第四五位，突然跃居到第一位，成为农村当下的焦点问题。 　　“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质产业。”不仅社会媒体、物价和水利部门的内部刊物，甚至全社会，都在关注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发表着类似对农民深表同情的观点。“水价已达到农民承受极限”的判词也颇有市场。 　　然而这并非事实，更无助于节水，无助于优化配置水资源后更大范围地造福农民。据黑龙江省农田水利管理总站一负责人介绍，2004年全省水田收入最低都在每亩500元以上。而来自该省木兰县香磨山灌区的数据，该灌区有14万亩水田，2004年平均每亩纯收入达650元左右，而每亩水费支出为30元，仅占4．6％。所以面对这样低的水费支出，“水价已达到农民承受的极限”，从何谈起? 　　尽管农民普遍认为，过去建设灌溉工程时，自己或父辈都曾出工出力，灌溉工程中凝结着灌区农民的物化劳动。今天用水是应该的，如今连农业税都不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