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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国家互动合作社起源与发展 　　关于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社，国内学界已有初步研究，但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缺乏细致、微观的个案梳理。然而，美国三位学者Edward Fried-man，Paul G. Pickowicz，Mark Selden以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为中心，历时十年，经过十二次实地调查，与数百名官员和村民进行了数千小时的谈话和讨论后，合作完成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版），将微观考察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对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华北乡村社会变迁进行了细致梳理，有力地弥补了国内学界在乡村研究方面的某些欠缺。 　　就整体来说，该书内容丰富，包含的信息非常多。该书主要阐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党――国家体系的动力、文化连续性、新民族主义、由20世纪混乱和战争及后来又由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所强化的几代人的困境和冲突。其中，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叙述最为完整，它所折射出的农民与国家在合作社问题上的互动关系，对我们深入认识和了解农业合作社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参考作用。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合作社刻意提倡，使合作社本身带有明显的国家意志色彩，容易让人误解为这是国家的创造，实则不然，至少就该书所考察的五公村来说是这样。五公村的合作社起源于1943年因旱灾出现的互助组。当时，村里的几户人家在积极分子耿秀峰的组织下成立了打绳副业组度荒活命。这说明互助合作内发于农民自身，而不是外来意志。不过，该互助组一经出现，就被党纳入“组织起来”的政策和体制范畴，并很快受到了根据地政权的关注。根据地政权不但对此表示支持，而且予以了财政援助。这些财政援助给互助组带来了最初的发展动力，其合作项目由打绳扩展到纺线、织布、轧棉、磨面、花生油坊、豆腐、木厂等领域。更为关键的是，小组接纳了一位后来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领导人――耿长锁。耿长锁到来后，互助组把土地也投入进来进行合伙，具有临时结伙性质的互助组逐渐向长久固定的合作社转变。 　　由于规模小，分配平等，决策民主，领袖能力突出，合作社获得了成功。成功后的合作社不但吸引了其他村民的目光，也招来了根据地政权更多的关注。它被作为示范点来引导广大群众，实践根据地政权对农民和农业的改造计划。1944年底，根据地政权派工作队到五公村指导工作，要求合作社改变经营模式，将合作社收入按劳力进行分配，并建立相关的公共福利制度。尽管合作社领导人对工作队的指示有很大意见，但为了获取政治支持，还是对原来的合作章程进行了修改。 　　然而，这一对合作社的初步改造很快就招致社员的不满。“那些投入土地相对较多或缺少健壮劳力的家庭感到被欺骗了。”有人抛下农活，从事私人买卖；有人假装生病，到别的村庄做零工；有人假公济私，将合作社的肥料施在自家地里。总之，合作社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吸引力。在这种压力下，合作社干部不得不对合作社进行调整，规定社员可以自愿退社，农业收入的40%按劳力分配，60%作为土地红利分配。这是合作社领导在上级指示与村民传统之间所做的妥协，不仅保住了合作社组织，而且使合作社获得了高额回报。来年春天，饶阳大旱，合作社在作物种植和技术操作方面做出了个体农户不可能做到的反应，避免了旱年饥荒。社员收入的提高再一次将五公推向了政治潮头。 　　1946年，根据地政权放弃税制改革和减租减息的渐进主义口号，转而实行“革命性”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五公村作为根据地享有盛誉的社会主义组织所在地受到了格外照顾。政府工作队再次进入该村帮助土地改革。由于工作队不问历史，不问出身，只看个人财产，因此那些因参加合作社而富裕起来的社员走了霉运，被工作队“顺应民意”地定成了富农。工作队的过激举动使耿长锁非常不满，曾想利用个人关系帮助合作社摆脱富农帽子，但没有任何作用。 　　两年后，中共中央宣布对过激的土地政策进行调整，才把合作社从危险的政治边缘上拉了回来。新工作队取消了合作社“富农组织”的称号，给予合作社“额外补偿”，耿长锁也获得了村支部书记的职务。耿长锁当书记对合作社来说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他可以为合作社重新争取上层的保护与援助有潜在的好处。省领导邀请他出席劳代会，新闻界则配合政府对他及其合作社进行正面宣传，称他是“献身合作社福祉的、无私的劳动者”。当然，耿长锁也没有辜负政府的期望，带领合作社将副业和农业搞得都很兴旺，还牺牲合作社利益，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了政府大量急需的棉花。 　　正因如此，在1951年毛泽东倡导的互助组与合作社运动中，耿长锁合作社成了全国农民学习的榜样。耿为了使合作社更符合“模范”角色，降低了土地红利，增加了按劳力分配的比例。为了配合国家对贸易投机的指责，合作社放弃了农副业结合的经营策略，努力向国家提倡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组织转化，加强了自己与国家之间的亲密联系。《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