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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伟大导师和朋友彭湃 　　彭湃于1896年10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工商业主兼地主家庭。他曾于1917年赴日留学，1921年归国后一度尝试“从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1922年6月，彭湃与地主家庭决裂，烧毁了自家田契，从此走入农民之中，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922年7月，彭湃开始组建农会。此后，在他的领导下，农会组织农民同剥削阶级进行了一系列斗争。1929年8月，彭湃不幸被捕牺牲。 　　彭湃在革命生涯中一直植根于农村，唤醒、组织农民去抗争，为着农民的阶级利益而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中国农民伟大的导师和朋友。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觉到他身上那些闪烁着光芒的人格魅力，其风范具有崇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当代共产党人学习。 　　 　　对农民至诚至爱，甘愿脱下长褂、烧毁田契去唤醒农民，他赢得了农民的无限信赖。 　　 　　彭湃一直把自己当作普通农民的一员，他从改变自己的衣着、语言和生活方式做起，努力融入群众之中，赢得了农民的亲近。接着，他从“革自家的命”开始，烧毁田契，唤醒农民的反抗意识，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剥削者。此后，他身先士卒，组织农会，带领农民闹革命、求解放，为农民的阶级利益而奋斗，直至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农民的无限信赖。 　　1922年5月，时任海丰教育局长的彭湃因组织学生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的集会和游行，遭海丰豪绅地主的反对和诬告，被撤职。县里所有思想进步的校长、教员们也纷纷被解职，“从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的尝试遭失败。从此，彭湃把注意力转到了工农方面来。为表达自己与旧世界决裂的决心，他在《赤心周刊》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我》的诗篇：“这是帝王乡，谁敢高唱革命歌？哦，就是我。”从那时起，彭湃即抱定一种“我即贫民”、“我即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的态度，积极融入苦难深重的农民中去。初到农村时，彭湃穿着白色的洋服、戴着白通帽，来到赤山约（相当于乡）的一个乡村。村中一个30多岁的农民，看到彭湃来了，一面在村前弄着粪土，一面对他说：“先生坐，你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彭湃答道：“我不是来收戏捐的，我是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闲谈。”农民答道：“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喝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说完这句话便跑了。接连几天都是这样，农民们不是把他当成来收捐的，便怀疑他是做官当兵的，仅与他应酬几句客套话，就远远躲开了。不仅农民不接受他，彭湃的家人听说他要搞农民运动，便对他像仇人一样，他的大哥甚至想杀了他才甘心。但这些阻力都未能动摇彭湃到农民中去的决心。他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想办法，一直想到天亮，终于想出了农民不愿和他接近的原因：一是他对农民说的话，太文雅了，好多农民都听不懂；二是自己的面貌、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一见他就怀疑是他们的敌人，不想和他接近。于是，他脱下洋装，换上了农民常穿的粗布衣服；摘下白通帽，戴上了农民常用的尖顶竹笠；脱下皮鞋，打着赤脚，每天早上到路口大树下等待过路的农民，或到纵横的田埂上，跟着农民到田里铲草锄地，做农活、拉家常。有时，他还携带着留声机，放歌给农友听，不管狂风烈日，始终不间断。下田插秧时手脚弄破了，还坚持干；学犁耙田，牛拖着他跑，仍坚持学。与家庭决裂后，彭湃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就像一首山歌所形容的：“手捧米糊粥，风吹两条沟，清如山溪水（形容米糊粥之稀），豪情在里头。”他经常跑到农民家去和农友谈心，“孩子有几个？种多少田？收成的米够不够吃？”这样一面问着，一面帮农民干活。有一次，他到一个农民家里去，这家人正在鸡笼旁吃饭，笼里有鸡屎，味道很难闻，但为了能真正融入农民的生活之中，他还是盛上了饭，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来就吃。 　　仅仅是和农民打成一片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唤醒农民起来反抗剥削者。经受了几千年封建剥削的农民，不是几句话就能唤醒的。彭湃决心首先从自己家开始革命。他召集自己的佃户，把田契还给他们，叮嘱他们不要给他送租谷，还让他们把这些话告诉其他农民。可这些佃户都不信他的话，默然自忖：“话是这么说，但自祖宗以来耕田还租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还租哪里问心得过？湃舍的好意，只有心领就是了，租还是要还的。”彭湃意识到自己这种恩赐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他决心采取更彻底的方式。 　　1922年6月的一天，在海丰龙舌埔戏将开演的前一刻，彭湃拿着一大堆田契走上台来，发表了一番令人震惊的演说：彭家的田不是彭家的，更不是彭湃的，这些田是农民兄弟终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他指出，这种剥削农民的不合理制度，必须彻底废除。说罢，彭湃一张张地宣布田契上的田地方位、亩数和佃户姓名，然后当场烧毁，并庄严宣布：从今日起，他分家所得的那份田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民所有。台下的农民沸腾了，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慨地说：“彭湃出身大地主家庭，为革命能舍弃一切，我们农民为自己的解放又有什么不可舍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