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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命根子――土地证 　　我出身于贫农之家，世代租种地主的土地，年年交租，过着清苦的生活。农民多么渴望能有自己的几亩土地啊，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这种渴望仅是梦想。 　　 　　1949年5月27日，在隆隆炮声中，上海人民获得了解放。1951年10月18日，在锣鼓喧天声中，我家和许多贫苦农民一样，分进几亩地，获得了土地证。这意味着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地翻身了。难忘发土地证的那一天，秋阳高照，群情兴奋。我跟随母亲到村农会小广场聚集，先是“土改工作队”队长和村农会主任发言，然后是颁发土地证，分到土地的贫下中农无不高兴万分，会场上响起了高呼声：“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和毛主席在贫苦农民的心目中威望极高，被看作是大救星、大恩人。 　　我家七口人，分到七亩多地，从此不再向地主交租，过上温饱的生活。土地证是我家的命根子，也是亿万贫苦农民的命根子。我把这张土地证珍藏着，它是传家宝，可以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忘共产党的恩情。 　　这张纸色有点发黄的土地证，奖状式，长33厘米、宽27厘米，铅印行文，繁体竖写，预留空格由黑墨水毛笔填写。全文是： 　　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证 　　沪江字第01144号 　　发给使用人江湾区大同乡吴家湾十五号居民毛赵月玲收执。 　　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之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第十七条：“城市郊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对分得国有土地的农民，由市人民政府发给国有土地使用证，保障农民对该项土地的使用权”的规定，确定后开之土地叁?柒亩捌分肆厘肆毫，为毛赵月玲本人及全家耕种使用。任何人不得侵犯，但不得出租、典卖、转让，或荒废。该项土地如不需用或国家有建设需要时，应即交还国家，此证亦随同缴销，特给此证。 　　上海市人民政府地政局局长汪维恒、副局长谢祝珂。 　　计开江湾区冬圩26号9垃3，547亩，座落吴家湾中，旱田；江湾区冬圩27号76?3．122亩，座落逸仙路西，旱田；江湾区冬圩27号68垃1．175亩，座落张家宅南，旱田。全家柒人，每人姓名(略)。 　　一九五一年拾月拾八日发 　　文尾钤上大红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地政局之??”。证书中间有套色图案，以粉红色和鹅黄色线条勾勒的图案显得素雅、简洁、生动，并有象征意味。图案的上方有一颗五角星，正中农田上有两名农夫和一名农妇在辛勤耕耘，他们的脚下堆积着各种农产品，有玉米、小麦、瓜果、蔬菜等，真是琳琅满目，预兆土改之后的农业大丰收。 　　党和国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呢?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因此，内战结束，进行土改势在必行。 　　在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的同时，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上海市郊在1950年冬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整个土改运动，经过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和总结等阶段。全市有1000余名大学教授、文艺工作者、民主党派人士及中小学教师，分期分批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据有关部门统计，市郊十个区，共开500多次不同规模的控拆会、斗争会，有30余万农民参加，并依法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破坏土改的不法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为完成土改扫除了障碍。接着，依法没收地主土地、耕畜、农具、浮财等，将之分配给缺地或少地的农民。 　　经过土改，彻底打碎了封建土地制度，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2年市郊农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95．8％，主要农作物产量普遍达到和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从全国来看，土改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当土地证与新中国亿万农民的命运紧紧相联时，其体现出的政治和经济的份量是十分厚重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且不说别家，单说我家，就是这张土地证确定了家庭成份是贫农，是土改运动中的依靠对象，从而大大激发了老母亲的政治热情，她日日夜夜投入党所领导的土改运动，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成为优秀的村妇女干部，并积极鼓励大儿子毛根福参军。因思想进步，在农业生产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她被评为上海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与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在中苏友好大厦聚餐、合影，这成为她生命中最光彩的一页。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的大姐因上海市劳动局第二技工学校征用我家的一块地，而进校当了工人，如今享受着较高的劳保退休待遇，过着幸福的晚年。就因为有这张土地证，我家的农业户口延续了好多年。1960年，当我高中毕业时，因身体欠佳，不能考大学，只能归队务农，战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