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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政治成长与巩固党执政基础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摘要]进城务工的农民实现职业转变的同时，政治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一部分和我国社会的一个阶层。现行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使得农民工遭遇城市社会的偏见、歧视与排斥，进而影响他们的政治成长和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应当高度关注农民工及其政治成长，以便在量上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在质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阶层；政治成长；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 　　[中图分类号] D422/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2-0058-04 　　 　　目前，我国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已达1．2亿人之多。这样一个规模庞大、为国家的城镇化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过突出贡献的社会群体，其政治成长状况如何，不仅切实关系到他们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而且直接影响到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 　　 　　一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的行为改变了自己的社会职业和生存境遇，使得他们的身份由农民变成工人。除此之外，还有更为积极的社会政治意义，就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带来城乡居民之间、农民与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进而潜移默化地增强农民工的社会意识，提升农民工的政治素质，由此构建中国人数众多的农民阶级成长为工人阶级的重要途径。这从一个侧面彰显出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 　　从实际情况看，进城务工的农民一般年纪轻、精力充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他们大多是农村社会的“精英”。据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在广东省，35岁以下的青年“外来工”占“外来工”总数的85％以上。其中，18―28岁的青年“外来工”占“外来工”总数的68．6％[1]。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在农村流动人口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占12．42％，受过初中教育的占52．07％。与全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的整体水平相比，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明显要高一些。凭借自身优势，这些务工的农民随着改革的大潮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很快进入新的职业角色，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也容易接受新事物，转变旧观念，为政治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进城务工的农民摒弃先赋的社会身份和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农耕职业，毅然冲破传统体制和习惯势力的束缚，纷纷从事非农产业。他们带着脱贫致富的企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强不息，开拓进取，顽强地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农民工”这种起初“亦工亦农”、“半工半农”的就业方式，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渐次转化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有生力量。然而，受到现行体制的约束，他们在政治上还得不到与城市正式职工相同的地位，经济上与城市正式职工“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而社会生活又没有完全得到城市居民的理解和接纳。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默默地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进城务工的农民积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逐步与城市产业工人相结合，以至形成了农民工阶层。这个历史性进步经过了长期孕育。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民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通过“招工”幸运地进城当工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提供了全新的转换方式和现实的选择途径。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各种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各行各业大量需求劳动力，使各地农民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有机会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农民们通过务工主动地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其中的许多人进入机器大工业，投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这使他们既受到社会化大生产秩序的约束，又受到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熏陶，还受到市场经济竞争的考验。他们身上曾经带有的随遇而安、宗族观念、自由散漫等小农意识和落后习俗，因此而逐渐消退。市场经济的竞争培养了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品质，社会化大生产的流程培育了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城市文明的熏陶换新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农民工中间涌现出一批具有工人阶级品质的先进分子，如在北京打工的河南农民孙天丛多次救人而不留姓名[2]，在义乌市打工的浙江龙游农村女青年朱林飞当选为义乌市人大代表[3]，在上海打工的安徽农民管玉琴在2002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进城务工青年[4]。他们都是农民工的优秀代表。农民工的素质不仅在知识、技能方面向工人靠拢，更重要的是在思想、观念、行为方面开始向工人阶级靠拢。 　　 　　二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农民工毕竟是从农民转变而来的。积淀数千年的乡土文化和家园意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作风。相对于职业的转变来说，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政治素质的提升必然要经历更长的时间、更艰苦的过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