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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社会处境再现一个弱势群体媒体投影 　　2003年10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重庆视察路过云阳县龙泉村时，农妇熊德明“向总理说了实话”，反映她丈夫的2300元工钱被拖欠。温家宝当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六个小时之内她就拿到了拖欠的工钱。这起事件将“总理”、“农民工”和“工资拖欠”三个关键词以相当富有戏剧性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自此，以工资拖欠为核心的农民工问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引起上自政府中到社会下到百姓的普遍关注，大众传媒作为信息社会中的“公共符号环境”[1]最重要的建构者，也出现了大量的针对农民工论题的报道，通过对农民工的社会处境的再现和媒介形象塑造，这一论题得以在媒体舞台上比较充分的展开。 　　 　　一、农民工：户籍制度之下的弱势群体 　　 　　农民工群体的历史生成 　　 　　C?赖特?米尔斯认为，经典社会科学的问题表述方式是，对问题的陈述涵盖了大量具体环境和不同人所面对的各种私人困扰，人们根据比之更宏观的历史与社会结构来定位这些环境。[2]对农民工群体的“历史生成”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群体当下处境的深刻把握。 　　农民工群体本身是一个制度产物，甚至就连“农民工”三个字都是将身份标记与职业类型捆绑在一起的生动表现。对此，社会学家孙立平有着精当的解说，农民工这个词表明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身份或社会地位，而是一种社会身份与职业的结合。“农民工”就是“农民”这种身份与“工”这种职业的一种独特的结合。[3]在决定农民工的历史生成和阶层面貌的诸种现行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中，最本源最核心的就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20世纪50、60年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我国形成了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并由此构建了一个城乡隔绝的二元结构社会。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一是每个人被钉死在户口所在地，并严禁农村向城市的迁徙流动，二是形成城市人和农村人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并在资源配置、再分配和发展机制等方面向城市倾斜。 　　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城市经???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吸引力，以及与严格户籍制度相配套的管理体制的逐步松动，使得大量的农村居民开始涌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农民工”这个群体也随着1989年出现的“民工潮”而进入城市居民的视野。带着农民身份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也就使“昔日互相隔绝的两个世界被压缩到了同一个空间之中。吸引力巨大的城市将残存的僵硬体制吞噬近来的时候，也就在它的内部复制了一种二元的结构”。[4]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虽然共同生活在城市之中，却各自披挂着不同的“社会身份”，被放置在等级分明的社会地位上，享受着不同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与城市资源。 　　 　　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处境 　　由于社会身份的限制，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就像一群迁徙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候鸟”，难怪社会学家李强将“农民工”三个字形象地翻译为“Urban Migrant Workers”。不过，这一群候鸟却已不再单纯是城市劳动力资源的提供者，他们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首先，农民工数量庞大，在某些发达省份或开放地区，他们在城市居住人口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其次，农民工不仅是工作在城市中，更是生活在城市中，他们甚至他们下一代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渗入城市，与城市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次，由于农民工独特的群体地位和生存处境，他们已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甚至亚文化。由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流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既不同于城市居民（农民身份）又不同于农村居民（职业类型）的社会群体，它在很大程度上对原来凝固化的“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成了剧烈的冲击，基于此，一些学者干脆提出以三元社会结构的理论视角替代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并将农民工群体定位在占有有限城市资源又被排斥在城市居民之外的“第三元群体”的位置上。[5] 　　我们试图将农民工放置在他们所置身的社会结构和个体环境中去把握农民工的社会处境，勾勒这个社会群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状况。这些社会结构和社会处境与农民工群体的历史生成和阶层面貌对应起来，显现为三重社会关系。 　　第一重，是“农民工-政府”关系，它展示了体制与政策对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影响。政府是社会体制的构建者，而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的历史生成和当下处境的最核心体制。在此矛盾关系下，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成为飘荡在城市边缘的农民，政治权利、就业权利、社会保障、身份转变与上升流动、子女教育甚至活动权利等方面都享受不到公民待遇。 　　第二重，是“农民工-雇主”关系，它展示了农民工的经济处境。在这重矛盾关系下，集中了工作环境（超时劳动甚至强迫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收入情况（低工资）、就业培训、经济利益的侵害情况（欠薪、克扣工资、雇主用不签订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