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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移居城市是中国城市化最大难题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何时“农民工”一词消亡了，城市化才算真正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取得了长足进步。1980年时城镇人口为1.9亿人，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仅为17.9％；到2010年，这两个指标已经分别达到6.66亿人和49.68％。单从城镇人口的绝对规模和所占比重两个指标看，城镇化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也得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人口规模中，至少有超过四分之一的部分是“伪城市人口”。我们迄今所实现的城市化，尚有相当一部分是并不真实的城市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城市里确实住了这么多人，确实有与此相应的人群就业，确实要供应能够满足这样一个人口总量的各种产品和资源；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口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部分并未真正定居在城市中，他们的根还在农村，社会身份还是农民，他们远没有为城市所接纳。不论在那里住多久，对于城市来说，他们也还是“过客”。这部分人群的共同名字叫做“农民工”――一个在全世界的城市人群中，为中国所独有的群体的名字。 　　中国城市化能否成功，最终并非取决于我们能建多少高楼大厦，能修多长的地铁，城市经济创造出多大的GDP总量，城市的生活水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发达国家。那取决于什么?根本地取决于我们能否真正解决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中定居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什么时候“农民工”这个词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消亡了，中国的城市化才能真正称为成功。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最大国情，就在于我们必须在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中面对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聚集和定居的问题。 　　 　　农民工“进城”涉及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四个：就业、社会保障、资产权益、住房 　　 　　农民工在城镇定居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就业，二是社会保障，三是资产权益，四是住房。这里我们重点说住房。 　　农民工进城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住房。目前我国城市中，能够提供给农民工用于定居的住房，大概只有商品房一种。买房，这显然不是绝大多数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我们说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中，有超过四分之一部分的人口实际上是伪城市人口，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几乎没有为这样一个数量巨大的人群提供定居下来的住房。 　　目前在我国城市中经商务工的农民工都住在哪里了呢?根据调查，主要住在四个地方。一是地下空间。仅仅在北京，每天在地下空间过夜的人数就超过100万。二是营业场所。遍及各个城市大街小巷的大排档、小餐馆、美发屋、按摩院等，那里的员工晚上大都就住在营业场所中。三是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出租屋。在所有大中城市，城乡结合部都一定存在着大量合法的、非法的农民出租屋。实际上这些农民出租屋才是城市中最大的“廉租房”供给源。四是建筑工棚。在我们的大中城市中，每天在建筑工棚中“枕瓦刀待旦”的青壮年小伙子达3400万人! 　　最近两年来，在中央文件中日益频繁地出现一个词儿，叫“新生代”农民工。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出来打工时并未有定居城市的打算，那么这个新生代农民工可是根本就没打算再回农村的一代人。这批需求已经成规模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了，但我们的城市还远没在住房建设、住房供给、住房政策上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到现在为止，我们说的还只是已经在城市里经商务工的农民工。这个规模还只有2.4亿人。而事实上，目前站在“城门口”，准备在未来10年或者略长一些的周期内搬到城里住的人群还有两个亿! 　　如果说，农民工“进城”是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那么农民工住房就是我们的城镇住房建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农民工“进城”所涉及的“两难”土地制度问题，目前尚无明确答案，这个城市化进程的最大难题，仍是政策和制度研究上的最大弱项 　　 　　从制度层面看，农民工定居城市的住房问题，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是土地制度的问题。 　　严格地说，我国对农民住房是有着比较稳定的制度保障的。这就是农村的宅基地制度。应当说，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宅基地制度在保障农民住房上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这个制度也面临着变革的巨大挑战。 　　一些人可能不是很了解，与城市中的居民住房不同，农民在宅基地上的住房是没有产权证的。在政策上，我国农民住房有个奇怪的“学名”，叫做“土地附着物”。人们知道，住房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多少农民工在城市中拼命打工挣钱，为的就是攒一笔回家盖房子的钱。但农民自己花钱盖了房子，法律、政策却不承认这个资产的独立形式。农民的住房不能出卖、抵押，甚至出租也不合规。宅基地因种种原因被征用时，能够获得补偿的只有土地。住房只能和牲口棚、鸡窝、水井、树木一样按照“土地附着物”受偿。 　　在农村很多地方，一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已经定居异地，不再返乡。但他们的宅基地怎么处理?在各地农村的实践中，在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