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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普法时代选择 　　普法，这个超出了活动本身范畴而成为中国“法治品牌”的工程，已走过风雨20年。与以往的4次普法相比，我省“五五普法”规划将农民列入了普法的重点对象，这无疑是此次普法的一大亮点，我省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也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农民普法：时代的必然选择 　　 　　农民，这个占据了中国人口70％的庞大群体，遍布于90％的领土之上，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基层治则天下稳，农民安则天下安”，基础如若不稳则会“地动山摇”。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不稳定。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 　　今年，浙江省委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和《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的两个重要文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增强法治观念的要求。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省普法办主任陈志忠指出：如果没有农村这个最大社会区域的法治化也就没有整个国家的法治化，就无法保障新农村建设各项活动依法有序的进行。建设“法治农村”，对农民进行普法教育，是“法治浙江”的题中之义。 　　20年的普法，特别是“四五”普法以来，浙江省各地加强了对农村法制宣传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总体上得到提高，农村的法制环境不断改善。但是，理念的传播和法制的教育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速成的，长期受人治文化和“宗法”观念熏陶的农民，要想挣脱传统意识的束缚，仍有待时日。现实中，农民轻视法律的观念依然盛行。由于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法制知识的欠缺，导致的各类违法乱纪案件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 　　2002年7月，诸暨农民俞福朝被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当听到律师告诉自己原本只是涉及一起交通事故，甚至他在这起事故中都不负主要责任，如果不逃逸和遗弃伤者，不会获此重刑。这位42岁的农民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感叹：“都是因为无知……” 　　在农村，这样的悔恨，这样的泪水已是司空见惯。陈志忠指出：现阶段，一些地区农民法律意识落后于社会发展???速度和我国立法的步伐，“法盲”、“法愚”的形态依然十分严峻。省司法厅的同志也痛心地向记者讲到，在农村，一些地方还存在“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违法现象。“这都是因为农民不懂法啊！” 　　随着全省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给政府增加了管理难度。据统计，浙江省现有流动人口1200万左右，占全省人口的20％，主要分布在各地农村和城郊结合区域。有数据显示，正是这20％的人口，却占据了全省犯罪率的六成。外来务工者违法犯罪率之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警惕。因此，实现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者的和谐相处，消除社会的这一不稳定因素，成为了“五五”普法工作的又一重要课题。 　　此外，农民非理性，甚至是非法维权的问题日益突出。浙江省司法厅的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农民学法中普遍存在“注重权利，轻视义务”的现象，在具体的维权实践中，往往是“合理、合法的诉求，农民采取的却是违法的手段”。据介绍，在农村，诸如种子问题、债务纠纷、征地拆迁、民工工资拖欠等矛盾，一些农民不是去找法律，而是试图通过上访、围攻政府、“以暴制暴”的方式以求问题得到解决。不少专家认为，这种片面化、消极化的学法方式如果不能得到纠正，给社会带来的将是新的矛盾和冲突。 　　另一方面，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农民的许多非理性行为，往往来自于基层干部工作的简单粗暴或无视法律，他们的行为与农民期望的法治环境，形成了巨大反差。因此，在农村普法过程中宣传“治官”“限权”意识也极为迫切。 　　不容回避的是，目前，我国农民整体素质的偏低和法制意识的淡薄，与民主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农民学法、用法的自觉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开展农村普法工作正是契合法治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民主法治村”领跑农村普法 　　 　　现实中，农村普法该如何破题？“民主法治村”建设的经验，为此提供了范本。 　　据省司法厅的同志介绍，从2002年开始，浙江省开展了“民主法治村”建设活动，3年多来，先后有25个村被司法部等单位命名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民主与法治已成为浙江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法治浙江”建设的主旋律。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全省95%的村，全面开展民主法治村的创建活动，超过50%的村达到创建标准。 　　记者日前从有关部门获悉，我省首批100个五星级民主法治村（社区）即将命名表彰。这些“法治示范村”的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究竟如何开展，法律在那里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余姚市谢家路村。 　　走进谢家路村，从整洁优美的村庄环境，从“新旧村民”和谐共处的场景，还有“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的乡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