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利从工厂走来清史专家.docVIP

冯其利从工厂走来清史专家 　　冯其利常常被人们冠以“民间学者”的头衔。既为学者，总该是架着眼镜，一副矜持儒雅的派头吧。不然，坐在记者面前的冯先生，一脸的胡子，朴素而随意的衣着，丝毫没有“学者”的影子。他谈锋甚健，随便挑起一个话头，都能引出他滔滔不绝的讲述。遇到这样的采访对象，虽然记者手中的笔多少有些忙乱无措，但心里还是颇感过瘾的。事先设计好的几个问题此时已经显得微不足道，思路只管跟着冯其利的讲述走。慢慢地，一位“民间学者”踏勘、求索的坎坷历程便逐渐清晰起来。 　　接过冯其利递过来的名片，上面印有三重身份：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档案馆临时工，再加上“民间学者”，单是这四重身份并列在一起，就足以让人产生好奇。既然是“学者”，又为何要在前面缀以“民间”；既然是“常务理事”，又为何要注明“临时工”。故事的追述当然还要从头开始。 　　 　　爬山涉水万里行 　　 　　1949年出生的冯其利，最高学历只有初中。毕业时他没有去农村插队，而是幸运地来到北京电冰箱压缩机厂，当了一名与“学术”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工人。但他运气不错，带他的师傅是冯玉祥将军的侄子冯宏兴，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文革”期间，年轻人的时间和精力大多被荒废掉，但冯其利却在师傅的鼓励和督促下，进入了学习的常态。他学日语，也学历史。1978年，经人介绍，冯其利认识了原《学习》杂志主编、后任科普出版社总编辑的郑公盾先生。通过为郑先生抄写稿件，冯其利得到了与国内一流学者近距离接触、求教的机会。在先生的影响和教诲下，他逐渐对清史发生兴趣。当时郑先生有一张国家图书馆专家借书证，每次可以借阅10本书和15本杂志。冯其利在为郑先生抄稿的四五年里，利用这张借书证，看完了图书馆里大量的研究清史的书刊，并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 　　对清史了解越深入，冯其利研究起来就越着迷。他发现，清代作为距离现在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虽然有卷帙浩繁的史料可考，但目前已获得的研究成果仍有许多疏漏和遗失，也仍有许多谜团尚待破解。从1981年开始，他开始逐步???学习心得写成文字，在《北京晚报》“谈北京”栏目中陆续刊出。 　　198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冯其利的研究工作有了第一个主攻方向。 　　7月的一张《北京晚报》上刊载一条消息，辽宁抚顺萨尔浒元帅林开放，展出的62件明清石刻，都是从北京西郊隆恩寺运去的。冯其利当时就心生疑问，隆恩寺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明清石刻？那些石刻上都刻了些什么？又是怎样运到辽宁的？他决定利用休息日前去考察。 　　来到隆恩寺，这里早已变成部队驻地。他托人走进大院，却什么石刻也没看到，只发现附近有一座清代王公的坟墓遗址。问询半天也没人能说清这座墓的墓主是谁。冯其利越发有了兴趣，他想到去请教溥杰先生。但与溥杰先生素昧平生，虽然有他家的地址，人家会接待一位只是出于好奇而冒昧登门的普通工人吗？赶到溥杰家，这位昔日的“御弟”很热情。明白了眼前年轻人的来意，溥杰说：隆恩寺那个王爷坟究竟是哪位先人的，我也说不清。不过，我可以介绍你认识两位清史专家，你可以向他们请教。研究王爷坟是清史中的空白，你就大胆地往前走吧。于是，溥杰先生写了个便条，介绍冯其利去找专家。很可惜，那两位专家也未能回答冯其利的疑问，但却告诉他一个信息：清代宗室王公墓葬目前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去一些地图上标的地名也不准确，如能将其搞清楚，无疑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冯其利暗自高兴，他意识到自己抓到了一个好项目。 　　研究清代王爷墓葬就从隆恩寺开始。冯其利后来辗转托人，终于找到了那座无名墓葬的“看坟人”后代赵成德。老人告诉他，坟主后代姓曾，是位大夫，住在福绥境胡同。 冯其利在居委会的帮助下，还真找到了这位曾大夫。谜团终于解开，曾大夫拿出家谱告诉他，该墓主人是他家的先辈，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即清朝初年的饶余敏亲王。冯其利又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在抚顺展出的那些石刻，是1927年少帅张学良为其父张作霖修建陵园时，特地购买、拆运过去的。初战成功，冯其利研究的劲头当然更足了。 　　清朝入关前后有十二代皇帝，光皇子就有近百位，王爷共计二百四十多位，他们大都埋葬在北京周边风景秀丽的地方。民国以后，这些墓葬被严重破坏，很多连墓碑都找不到，所以研究起来非常困难。但正因为困难，研究工作才更有价值和意义。 　　1983年元旦，冯其利从北京测绘处购买了几张京郊地图，开始了近似着魔般的“寻墓”历程。 　　陷入王爷墓葬研究选题后，冯其利时刻关注着有关信息，无论是阅读史料还是翻看文物记录、地图，只要发现含有“坟”、“碑”的地名，他肯定要去实地考证。他曾经在首都图书馆看到民国四年（1915年）内务部职方司绘制的一张京郊地图，无意中发现西郊有许多含有“碑”的村名，如三统碑、四统碑、五统碑，后来考证才知道，因为那里葬有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