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内圣外王”现代价值探讨.doc

冯友兰“内圣外王”现代价值探讨 　　[摘要]“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儒学中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是一个引起长期争论的哲学命题。对冯友兰先生“内圣外王”发展流变进行深入的剖析与研究后，挖掘其中所蕴涵的合理的、有永久价值的部分，使之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精神养料。 　　[关键词]冯友兰“内圣外王”现代价值 　　 　　“内圣外王”是中国儒家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也是一个长期引起争论的哲学问题。对此命题，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作了深刻研究后认为：“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派哪一家，都自以为是讲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作王。如果圣人最宜于作王，而哲学所讲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内圣外王之道”是冯友兰对理想政治的追求。所谓“内圣”，主要是从人内在的心性道德修养而言的，而“外王”是从人的社会功用而言的。它使人由“内在”而走向了“外在”，人之存在，不能专属沉迷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求内心的和平与幸福，而应坚实地存在于社会之中，切实地承担社会的责任。因此，冯先生认为“内圣外王”学不仅具有独特的人格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的含义，体现了既内在又超越之精神。 　　 　　冯友兰对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中“内圣外王”学的认同与发展 　　 　　“内圣外王”这一概念最早源自道家的庄子，庄子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一道，即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术者所追求的。虽然这一命题最早由庄子提出，但却成为了儒家哲学不能绕过的话语。孔子讲“学而优则仕”。实则讲的也是“内圣外土”之学，这里的学，不仅是简简单单的学习的过程，更多的是加强道德伦理的训练，“仕”之过程也不能单调表述为做官，应是人由内心走向外在，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之表现。 　　需子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上《孟子》卷3页)“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所谓人性皆善，皆有仁义礼智之四“端”；若此四“端”能扩而充之，则为圣人。孟子的人性皆善是其推行仁政之根据，亦是其“外王”说的基础和出发点。孟子之“内圣外王”学是自内而向外的，首先注重内在德性与境界的培育，然后把内在德性、境界同外在事功密切结合起来。在孟子的时代，儒家的“内圣外王”说在理论上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表达与系统的论述。但是，随着孟子政治抱负的失败，使孟子后期学说逐步走向了内在心性培育，重“内圣”而轻“外王”使“内圣外王”学开始走向分裂。自秦汉经隋唐，随着谶纬、经学，空谈之风之玄学的呈现，外来佛教对儒学的冲击，儒学逐步走向凋零。经韩愈、李翱的努力，儒学逐步走出低落之颓势，至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热衷于心性之学，主张“尊德性”，认为研究学问须剥离“外王”学，方显独立、纯粹之价值。这样，儒家的“内圣”则被放大，“外王”的事功精神则被忽视。自明后，虽有黄宗羲、王夫之等儒学异端看到了宋明理学之重心性铸炼而轻了解和认识事物之缺陷，并开始揭露封建社会所谓“君”和“名教”的本质冲决儒家传统网罗，但他们实际痛恨的是“外王”腐朽，并非“内圣”之政治理想。到现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励等人，他们参照西方民主和科学精神，从西方新实用主义和康德的道德哲学人手，寻找中国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契合点。努力使“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并赋予“外王”新的内涵。但他们并没有超越“内圣――外王”，“外王――内圣”的传统思维模式。 　　在这一点上，冯友兰先生作了独立的研究。首先，冯先生虽亦认为“内圣”者最适宜为“王”，但不把“内圣”直接看成“外王”的前提，也不把“外王”看成“内圣”的必然结果。为使“内圣外王”达成共通。冯先生根据其新理学构建了人生“四境界”说。冯先生根据人“觉解”之不同，把人的境界划分为四个境界，即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先生认为，人如果达到了“天地境界”，就进入了“圣域”，成为圣人，所行所思皆“不逾矩”，就能够认识理、气观念，游心于“物之初”，认识道体、大全观念，游心于“有之全”。有了“天地境界”，能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承担社会责任时，能彰显“外王”的担当精神。其次，冯友兰先生并不拘于传统儒家所谓的“仁政”、“德政”、“王道”、“霸道”之辩论，而是根据时代特点，赋予“外王”学新的内涵。他认为，若要从中国传统的“内圣”开出“新外王”，就必须使主体的道德心一面暂时隐蔽起来，由德行主体转为知性主体，从而开出科学，转出“有对”的政治主体，从而开出民主政治。同时，“内圣”者走向“外王”时仍需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法律的约束，不能专凭个体良知行事。如果“内圣”者缺少约束，将会走向精神的独裁主义。 　　 　　冯友兰对中国儒家哲学中“内圣外王”学异化与分裂的探讨 　　 　　儒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