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理想人格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生观转进.docVIP

冯契理想人格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生观转进 　　[摘要]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通过综汇中西哲学思想资源，创造性地提出了理想人格说，对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以及理想人格的培养方式等问题作了深刻的反思，准确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始精神。纠正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错误发展方向，这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深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关键词]冯契；理想人格说；马克思主义人生观 　　[作者简介]林合华，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哲学博士，江苏南京210046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005-03 　　 　　如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在苏联哲学的影响下逐渐完成的，因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带有苏联哲学模式的烙印。尽管这种模式对普及马克思主义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但因其日益教条化而最终禁锢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界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冯契通过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思想创造，建立了“智慧说”体系，在诸多方面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诸如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倡、对理想人格说的重视等等，都是证明。本文不拟对冯契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全面的探讨，而只拟关注其理想人格说对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转进。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观 　　 　　以李大钊、瞿秋白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倡导合理的个人主义与合理的社会主义相统一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对个性与共性之关系问题作了很有深度的探讨。在李大钊看来，真正的自由是秩序中间的自由，而真正的秩序是自由人之间的秩序。这种合理的个人主义和合理的社会主义统一的人格应该在劳动中、在革命斗争中培养。他认为这种人格是劳动者自求解放的结果，不是统治者或权威人物网开一面的恩施。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突，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在李大钊看来，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是可以统一的，这种统一即可实现于人类追求大同世界的过程中。他指出：“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相反，实在是相成。” 　　瞿秋白则倡导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人生观。他认为个性动机总是利己的，而社会中的个性动机实际上又是社会的和阶级的。“人类往往以利己主义出发而得利他主义的结果，一切利他互助主义都产生于利己斗争的过程里。”在他看来，由个性而阶级，由阶级而人类，都是由利己而利他的过程。总之，瞿秋白与李大钊一样，都强调个人与社会、利己与利他的统一，以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但应该指出的是，瞿秋白后来的思想亦有所变化，即由起初讲利己与利他的统一，转变为强调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要“自己对于自己的个人主义作斗争”，要依靠群众“克服他的个人主义”。质言之，即是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要求用集体主义来克服个人主义。就此意义上来说，其与李大钊始终强调合理的个人主义与合理的社会主义相统一的人生观又是有一定差异的。 　　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思想相比，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生观则有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培养共产党员理想人格的理论，这最后被归结为三大作风：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在密切联系群众中进行锻炼和修养，以及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党组织中，拿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其成员，使得党具有极大的道德凝聚力，并且因此培养了无数大公无私、为国捐躯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就此意义上而言，中共的上述关于培养理想人格的理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在其后的发展中，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截然对立起来，批判自由主义、批判民主个人主义，这显然有其片面性。例如，作为当时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即认为，所谓“修养”，即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