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艳纪录让我触摸到灵魂.docVIP

冯艳纪录让我触摸到灵魂 　　张秉爱是一个住在三峡库区的普通农妇。20多年前，由父母做主，她从高山上嫁到了生活相对富裕的江边。丈夫有病，张秉爱不得不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生活重担。 　　张家是村里的钉子户。虽第一期移民的时候，她家被允许就地后靠，但6年过去，村里一直没有分给她建房的土地。现在，大坝就要截流，第二期移民也已搬迁完毕，一片废墟中，只有张家的小屋，还孤零零地执拗地矗立着。 　　 这是冯艳的纪录片《秉爱》里的故事。 　　 冯艳比张秉爱小一岁，在日本京都大学读经济学博士。1993年冯艳被朋友拉去看山形电影节，那时山形的创办者小川绅介刚刚去世，电影节新增“亚洲新浪潮”，并在其中评选出一部“最闪光的新人新作”，授予“小川绅介奖”，以推广亚洲纪录片。 　　 2007年10月10日，冯艳拍摄、制作了12年的纪录片《秉爱》，在山形电影节获得“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而在第四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秉爱》又获大奖，评委对其的评语是：“劳动妇女完整而生动的肖像，对土地、爱情等问题反映深刻，触及灵魂。” 　　 而此前的云南展映中，《秉爱》就已经“艳惊四座”。著名学者、文化和思想批评家崔卫平说，冯艳的《秉爱》让我在观看之后很长时间仍然感到一种幸福，……温婉节制的风格，它几乎是完美的。 　　 　　看到中国农民的觉醒 　　 　　学经济出身的冯艳，以前从未想过拍纪录片。 　　早年怀着做一名学者的梦想，期盼着日后能有一份稳定的、受人尊敬的工作，冯艳来到日本求学。20年前的冯艳拥有的似乎是我们想象中留学生应有的那种生活，直到某一天，纪录片击倒了她。 　　与纪录片的不期而遇是在1993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上。随朋友同去的冯艳毫无抵抗力地折服在小川绅介的影像之下。如今，冯艳回忆起那次偶遇，仍觉得冥冥中命运对人生的某种“拨弄”，实为神奇。从此，经济学博士生冯艳，拿起摄像机，走上了纪录片之路。 　　 　　而与“长江”结缘，是在1990年代。三峡工程隆隆启动，随着搬迁的开始，三峡周边的社会环境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冯艳带着摄像机来到这里。一切都与想象中不一???。生于城市、长时间在国外求学的冯艳，原本以为农民离开生生世世生活过的土地，定会满怀悲伤。但事实却是，大多数人是欢喜的。 　　“原来我脑海里的，都是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比如农民离开故土，会恋恋不舍痛哭流涕。但这都是一厢情愿的，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原来很多农民都很兴奋地要借机离开这里，为了得到一些补偿款，有的人甚至还花钱把户口迁到库区去。当地最流行的是‘要想富，下水库’。我当时特别失望，就觉得中国的农民怎么这样啊，一点也不爱惜土地。” 　　后来，她开始理解他们了。 　　“三峡工程计划已久，对于计划中将被淹没的区域，国家早就限制投资与开发，贫穷成了此地居民无法摆脱的命运。在漫长的贫穷后，终于可以离去，他们当然会感到喜悦。”带着摄像机在三峡“游荡”，冯艳经常被人当作记者。认识张秉爱，也是因为手中的摄像机。 　　“那天，我正在拍摄，突然有个男人来找我，说他们就要离开家乡了，很舍不得，问我能不能从江对面拍一个村子的全景给他。我说可以，他就把地址写在了一张烟盒纸上，给了我。这是张秉爱的丈夫。”后在去拍另外一户人家的路上，冯艳看到一个妇女提着猪食桶迎面走来，看到她就说：“你就是那个记者吧？走，到我家玩去！”这就是张秉爱。 　　“张秉爱特别大气的是，即使她不能理解我所说的全部，但她觉得既然信任我，就不介意把她的生活展现在我的面前，她也从来没有追究过我是什么人。其实和张秉爱的交往一开始，我就没有感到障碍。她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你对她以诚相待，她也会加倍回报你。但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自尊和自负的人，不可能安排任何形式的采访。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她开口。” 　　这一等，就是7年。 　　在冯艳《秉爱》片子的开头部分，张秉爱还是一个扎着小辫的健康少妇；而2002年，仅仅7年后的张秉爱，时光已在她脸上雕出了岁月的痕迹。家周围一片荒凉，邻人都已迁走，只有张秉爱还在坚持。她不愿意离开土地。 　　而这七年，冯艳也深深地理解了张秉爱。 　　“我能理解她那种感觉，她留下来并不完全是因为对土地的眷恋。对张秉爱来说，土地和她的婚姻一样，是一种既不爱又不能割舍的关系。这片土地上埋藏着她太多的痛苦回忆，贫困的现实使她知道：拘泥于土地就等于没有了希望，所以她拼命也要供孩子们读书。但同时，惟一能给她回报的也是土地。除了土地，她的一生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她要紧紧守住自己最后的一块阵地。如果失去土地，如她所说‘和掉了魂一样’，连仅有的一点尊严也要失去。” 　　 　　冯艳说，张秉爱也有过爱情，那是多年前同村的一个男孩，两人曾一起偷偷溜去看电影，却因为男孩子家太穷，张秉爱父亲坚决反对。20多年前父母做主，把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