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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与实践 　　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在他2002年主编的一本书中写道：“今天美国的显赫实力在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没有任何大国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及政治方面曾经有过如此绝对的优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现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而且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它有任何真正的竞争者。……美国(在)多方面的综合实力无可匹敌。”抛开作者言语中的傲慢，必须承认，他描绘的美国图景基本上是一个客观事实。冷战后的美国的确在多方面拥有无可匹敌的强大实力。 　　在国际政治中，强大的实力的确是一项值得羡慕的资产。因为，在一个缺乏中央权威的无政府世界中，实力不仅是维护自身安全与福祉的重要资源，而且是推进国家其他目标的坚强后盾。然而，正如一些新现实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强大的实力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它有可能招致他国的敌意与制衡。强国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在运用自身实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同时不招致他国的嫉恨与敌意?从根本上说，这不仅涉及一国寻求什么样的安全战略目标，还关乎它在实现这些目标时所采取的手段。对于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家，它们在制定战略目标时能否克服权力的傲慢而“谦卑内敛”，在实现战略目标时能否抵制诱惑而不滥用权力，则显得尤为重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朱明权先生最近出版的《领导世界还是支配世界?：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下简称《领导》)一书系统考察了冷战后美国这“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该书从理论、历史和政策三个视角解读了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及其背后的根源。通过论述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演变，作者试图回答：在一个权力失衡的世界中，权力优势的国家如何运用它们的权力?在选择和决定某种安全战略时，哪些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安全战略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各自产生了何种影响? 　　 　　一　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解读 　　 　　从理论高度来挖掘和解读冷战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领导》一书的一大特色。在论述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时，作者并未开门见山地探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而是用了近两章的篇幅(第一、二章)来论述形成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安全问题”的不同观点，以及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安全观与自由主义安全观的激烈对垒，可以看作是理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展轨迹的理论框架。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与分歧由来已久，在关于国际关系的本质、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实现和维护等基本问题上，它们都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观点。新现实主义认为，由于人性的原因或国际体系的特征，国家间的关系注定是“零和”性质的，“一国之所得即他国之所失”，国家间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合作。正因为如此，新现实主义认为，要确保国家的安全，就必须依靠本国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自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新自由主义则认为，人性并非一成不变地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也并非意味着无秩序，国家间关系并非“零和”游戏，可以通过国际机制来缓解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实现国际合作和确保国际安全。 　　作者指出，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不同世界观中，实际上已经可以发现它们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不同处方：前者更强调国际政治冲突的一面，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强调武力在实现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而后者则更多地强调国际政治中合作的一面，对国家利益的界定相对宽泛，认为可以通过国际机制来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减少国际冲突。 　　除了不同的理论取向会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外，作者指出，安全观对决策者战略制定的影响更为显著。所谓安全观，“是指个人(特别是政策制订者)、组织(特别是政党)和政府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种观念和设想”。实际上，决策者的安全观与其理论取向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前者受到后者的“强烈影响”。一个具有新现实主义理论取向的决策者的安全观，可能会与持有新自由主义理论取向的决策者的安全观有很大的不同，尽管这种联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 　　冷战后，由于战略环境的巨大变化，美国国内出现了安全观的“激烈竞争”。作者指出，大体来说，这种竞争主要出现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阵营中，而每一种安全观的内部又包含了不同的变种。保守主义安全观可以细分为孤立保守主义、民族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而自由主义安全观则可划分为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 　　作者指出，总的说来，保守主义安全观与上文提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可以说它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保守主义安全观的核心概念是利益和权力。保守主义安全观对国家利益有比较严格的界定，主要关注的是本国至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