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不是税改全部.docVIP

减税不是税改全部 　　把税改等同于“减税”，税改将永远只能沉陷满足于技术性、枝节性的微调，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逃避或悬置税改的终极目的，背离税改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利益总量的终极目的。 　　 　　10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当前减税争论的分歧究竟在哪里》的小文，从“减税”的概念、前提、标准和论证方法四个方面做了些探讨，令人忧心的是，在全球性的“减税”浪潮中，当年的争论至今还在继续，而且几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减税”就是税改的终极目的，“减税”就等于税改――从而全面规制和左右着税改的方向和思路。 　　问题更在于，如果将“减税”等同于税改的终极目的，按照这种逻辑推导，岂不是不征收一分钱的税制与税改，就是最优良最先进的税改?这说得通吗?可见，将“减税”等同于税改的终极目的，在逻辑上难以贯通自洽，其内在矛盾与荒谬性也显而易见。 　　然而，逻辑上行不通，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也就行不通。如果继续这种税改思路，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或者巨大风险将在于：税改将永远只能沉陷满足于技术性、枝节性的微调，从而与人类文明税改不是擦肩而过，就是背道而驰。税制的现代化转型也将会遥遥无期，成为阻滞现代化进程的“拦路虎”。 　　事实上，中国税改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在这里：它必须是为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利益总量这个终极目的。因为，把中国税改等同于“减税”，逻辑上，中国税改目标的确定、路径的选择等等，都只会在“税负”的增减，“税负”的“谁负”，税率的高低，税种的开征与停征，税种的组合，税目的调整，免征额的高低，以及税制的繁简、税基的宽窄、税率的高低，还有征管的宽严等枝节要素方面着力，从而自觉不自觉地逃避或悬置税改的终极目的，可能会背离税改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利益总量的终极目的。 　　 　　“减税”：关键是谁主导的? 　　 　　常识告诉我们，“减税”肯定比“增税”更受纳税人欢迎。因为，藏富于民总比“藏富于官”可能创获财富的效率要高。但中国税改的根本问题不在“减税”，而在于这种“减税”是由政府主导的，不是纳税人主导的。 　　坦率地说，就“减税”本身而言，它作为一种调整征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行为，不仅仅在于这个“减税”称谓和内涵，更在于这个减税的决策主导者是谁，体现的是谁的税收意志。进一步说，体现的是多少纳税人或公民的意志。毋庸讳言，一种税改，体现的纳税人意志越广泛，公民人数越多，就越接近税改的终极目的，就越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的利益总量。 　　显而易见，体现纳税人意志的公民人数，是评价一个税改优劣的根本标准。因此，真正优良的税改，其实就是不断增加税收意志的公民人数的税改，否则，只会满足于既定框架内技术要素的修修补补。 　　按照这一逻辑，“减税”就会因为设计者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大相径庭的形态。官主的“减税”，一定更多有利于官员。征税人主导的“减税”，会更多有利于征税人；纳税人主导的“减税”，也会更多有利于纳税人。 　　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可能触及当下中国税改难题的内核：为什么在“减税”的价值导向下，政府的税收会连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超速增长?1994年全国税收收入5070.79亿元，用了5年时间，1999年就增加到1万亿元，再用4年时问，2003年就增加到2万亿元，再用4年时间，2007年又蹦到4万亿元，再用3年时间，2010年就增加到77390亿元。 　　就纳税人而言，为什么感受到的只是“有增有减”式的税改?“你今天纳的税多些，我明天纳的税少些”、“今天这个税种停征了，明天那个税种又开征了”、“今天这个税种的税率降了一些，明天那个税种的税率又从几级变降为几级”，或者“今天免征额是800元，明天又是2000元”，或者“今天这个可以抵扣，明天那个可以抵扣”等等。但总体而言，政府的税收总收入总是“有增无减”，而且必须保证年年能够“战略性增长”。 　　其实，退一步讲，政府征的税那么多，如果能够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于只想过一个安心席常日子的一般民众而言，或许也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心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问题是，关涉民生基本问题的教育、医疗保健、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经常缺钱，而几年前9000多亿“公款接待、公车消费、公款出国旅游”的“三公消费”，实在有悖税收治理的大道常理。预算公开，财政透明，今天仍然有待加快推进。 　　 　　“减税”式税改可能催生更大的社会不公 　　 　　不谈税收，只谈“减税”，不会必然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和税痛，还可能催生更大的税收不公，滋生更多的税收特权者，从而侵蚀一个社会的基本生存与发展结构。这个道理，亚当?斯密一再强调：“社会存在的基础与其说是仁慈，毋宁说是公正。没有仁慈，社会固然处于一种令人不快的状态，却仍然能够存在；但是，不公正的盛行则必定使社会完全崩溃……反之，公正是支撑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