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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领域“双轨制”应该尽早结束 　　民间资本进入出版领域是一个矛盾的话题：一方面，民间资本进入出版领域已成事实，无论是合作出版还是买卖书号，介入如此之深，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家都习以为常；另一方面，从进入的方式和过程上看，却一直没有明确的法理依据，国家政策也没有放开的迹象。由此，民资参与出版就成为中国出版业一个奇特的现象：他们被排除在出版体制之外，甚至名称上都不能出现“出版”的字样，但他们却在体制内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前出版业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作者认为，这种文化领域内的“双轨制”状况应该尽早结束，否则将影响到整个出版业的长远发展。 　　 　　一、民资进入：偶然还是必然 　　 　　民资出版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由于没有获得书号的资质，一直被排除在出版体制之外。随着政策有所松动，他们开始以合作出版的方式公开亮相。据估计，目前全国民营出版商已达1万多家，是国有出版社的20倍，全国图书市场上有80%的畅销书是他们策划推出的。从运营规模上看，注册资金从3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许多民资出版商的年销售码洋在100万元以上，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也有近百家，有的甚至过亿元。一些民资出版商仅所出的教辅书每年就有1000～2000个品种。 　　目前民间资本的介入模式有以下几种：其一，包销图书方式，以发行操控出版，直接影响图书出版的选题、内容、质量要求、印数等，在这方面民营发行商最有优势；其二，资助出版方式，通过向某个出版项目注入资金，以资本控制内容，直接操控部分图书的选题、内容，并有能力决定其能否最终出版；其三，承包挂靠方式，出资承包出版社某个编辑室、发行部，或挂靠出版社成立公司，自己直接运作；其四，设立学术、文化出版基金，间接影响和控制图书出版的选题、内容及编辑发行方式；其五，民资直接成立图书工作室，通过合作出版或买卖书号进行运作，常常有作者、出版社在职人员等业内人士参与。实际上，合作出版与买卖书号有时很难界定。一些经营机制灵活的出版社常常同时运用上述几种模式，有的民资出版商一年要上缴国有出版社两三百万??的利润。 　　民资进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首先，是资本本性所决定的。资本的运作规律是，在经济学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它必然向高赢利行业流动。如果合法的途径不能进入，他们就会以各种非法的方式进入。出版行业被公认为是我国目前最后几个高利润行业之一，因此资本的进入，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就成为一种必然。第二，垄断的存在。出版行业的高利润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垄断造成的。但该行业进入的门槛很低，从技术上讲并不是一个适合搞垄断的行业。同时民资似乎认为，在发行领域中，民资几经波折之后，已获得平等待遇，出版领域的这种行政主导的垄断也必然会被打破，因此提早进入，收获必多。2003年9月1日起实施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为民间资本在出版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该规定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了民营书业把产业链上延到图书内容制造部分，虽说直接取得出版权(书号)还暂不可行，但从此之后一些出版工作室就公开亮相了。第三，市场的需要。目前国有出版社只有573家，仅靠这500多家出版来满足13亿人的阅读需要显然远远不够；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对阅读的需要日益多样化，区区十多万人的编辑队伍，要满足如此众多的多样化需求，无论是智力还是精力都是不够的。市场充满了空白点，也充满了投资机会，这是民资进入的市场原因。 　　 　　二、性质判断：毒药还是营养 　　 　　对民资进入出版领域有一个认识过程。在上个世纪多数人认为有害无益，现在则有了更多的正面评价，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认识： 　　（1）有害论。这种论点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占统治地位。他们认为，民资出版商给格调低劣以至非法出版物大开方便之门，危害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整体上破坏合理的出书结构，损害出版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腐蚀出版队伍，损害出版部门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凭借买卖书号，获取非法利润，不合理不合法。 　　（2）利害兼有论。一方面认为民资出版商确有国有出版社所不具备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认为民资出版商的市场本性会对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以及内容管理造成伤害。 　　（3）有益论。一些论者认为，民资进入出版界可以带来现有出版社所缺乏的很多东西：资金、灵活的机制、市场意识等等，更重要的是民营出版商已成为目前出版业活力的重要来源，只要能有效地管理和规范，就必然有利于出版业的长期发展。 　　目前我国出版市场需要新的力量参与重构。统计表明，2004年我国图书的总码洋为600多亿元，而图书的库存就达400亿元。在这400亿元中，国家一级的出版社就占了一半多。现在，各出版社积压的资金平均在1000～3000万元左右，有的高达上亿元。在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后，2004年中国内地图书发行的总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