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治体制“体”与“用”.docVIP

分清治体制“体”与“用” 　　忘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体”不行，贸然改变政治体制之“体”，会导致社会发展转向、变色、换天；但把政治体制中的“用”当做“体”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畏手畏脚，不去改、不敢改，问题就更大 　　 　　现在好像整个社会都在谈论政治体制改革，但大家对政治体制的理解却各不相同乃至很不相同，以至于很多讨论看似热热闹闹，其实是在鸡同鸭讲。我们梳理一些政治体制的理论性问题，厘清政治体制赖以产生的基础，考察政治体制演化变迁的路径，明晰政治体制所应肩负的功能，对于理解进而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很有益处的。 　　 　　政治体制有“体”的属性也有“用”的内容 　　 　　政治体制，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个社会政治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到政治体制时，也往往是把它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制度总和来使用。其实政治体制是有“体”与“用”之分的。 　　所谓“体”，是指政治体制的制度属性。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属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现实形态与具体体现，更是要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所决定。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体制显得高高在上，其实它只是一个社会实现其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既不可能随心所欲去指定，更不可能心血来潮去否决，而是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因社会发展的道路而被选择，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而被运用。 　　一言以蔽之，政治体制耸立于经济社会形态之上，政治体制又服务于社会发展道路的需求。由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中必然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反映社会主义的价值。我们不能动辄在任何问题上问姓“社”姓“资”，但政治体制的姓“社”与姓“资”是客观存在的，也不会因为不去问就没有了。 　　以故，政治体制从来不能离开其社会环境而被抽象地评价好坏与优劣。政治体制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完全取决于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状况及其发展道路的要求。胡锦涛主席接受美国媒体书面采访时讲：“中国政治体制是符合国情的，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保证了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有这样的作为，自然当有这样的评价。 　　所谓“用”是指政治体制的实现形式。研究制度学的同志都知道，制度与体制既相联系又有各自侧重。制度更多侧重于理念与价值。一项制度之所以赋予“基本”的地位，不是其内容有多关键，而是其所体现的理念与价值有多核心。那么这些价值与理念如何体现出来并在实践中得以施行呢?要靠体制来保障。所以，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及其理念价值的展开与具体化。这就决定了政治体制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丰富新内涵、充实新内容的过程，政治体制不是一蹴而就，不会一劳永逸。而且由于同一个理念可能会有多种方式去体现。同一个价值也能用不同的手段来保证。所以政治体制的形式就会多样化，服务于同一发展目标的政治体制的内容可以各不相同。 　　当我们从“体”与“用”的角度分析政治体制诸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政治体制改革中什么可以改也必须改、什么不能改也改不了，其实是很明确的，并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地方。 　　 　　政治体制之“体”不能变也变不了 　　 　　那么什么是中国政治体制之“体”呢?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人民民主，同样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当然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属性，不能变也变不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可以再多说一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在其政党宗旨信仰理论的领导上。而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政党成员的领导；是政党通过信仰它的成员来实现政党追求，而不是政党成员拉大旗作虎皮以政党的名义谋自己的利益。 　　至于说目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行为是不是已经尽善尽美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成员是不是已经真正其产党员化了，这不尽然。在现实的执政过程中还有很多不适应的方式方法，有很多不应当的行为做法，我们的一些政党成员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入党，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甚至还不如党外的同志。这些都必须改，但这就进到了“用”的层面。 　　再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些人士对西方民主体制顶礼膜拜，就是看不到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所蕴含的实质性的人民民主。与那些排斥最广大群众在外的、少数精英群体自娱自乐的制度安排不一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让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人能掌握这一制度、能使用这一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力。 　　现代社会，社会群体正在分化。一些群体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比如像知识阶层、工商阶层、权力阶层，可以运用自身的资源在社会中游刃有余；而另外一些群体则会被边缘化，客观上成为社会进步的工具，比如城市化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