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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不要相信一切号称包治百病解决方案 　　无梦、无痛、无趣这种“三无”归纳本身，包含着某种失望和愤怒，而失望正是由梦想未能实现逼出来的。这样从逻辑上，我们也就不能笼统地判定当代人果然都属于“三无”。换句话说，实际上还是有不少人――包括此刻向我提问的年轻人一―对于生存现状表示不满乃至抗议。 　　当然也无可讳言，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失落，已是不争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必须坦率地承认，长期以来，我们既未在社会上有效地示范这种价值，也未在校园里有效地传授这种价值。 　　在这个时代，不外有两种处世态度：一种是个人的逃避态度，这从偶然性和独特性来说，未必不能获得某种成功，比如“苟全性命于乱世”，把生命的张力削减到最小，再如“道不行，乘桴游于海”，干脆移民到另一个社会去，再头疼也只忍受“洋头疼”了；另一种则是个人的担当态度，挺身去以各种手段维护公义，逐渐磨合出合理的公共空间――这种选择对于个体而言，或许仍然要意味着付出或牺牲，然而从个体之集合的角度看，却是唯一可能成功的路径。 　　 　　人们夸大了“钱”的重要性 　　 　　在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全民向钱看”的社会心理，既表现为一个普遍的世界性问题，又表现为一个奇特的中国问题。 　　从积极的方面说，恐怕纵观整部世界史，从没有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国家，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持续增长了这么多年。这对社会心理自然要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在经济高速起飞的过程中，主要的兴奋点都会被物质生活的炫目变化所吸引，而且原有生活中的种种纠结，也往往要么被这种经济起飞给化解，要么被它给暂时搁置，成为至少可以延后解决的问题了。 　　这是一种非常值得回味的历史瞬间，它说明过往的历史应力的确是可以通过当下的活动而部分消解的。试想一下，如果把这样的起飞速度同时交给以巴双方，让人们普遍享有大幅改善生活的预期，那就很难想象再有人愿意当人肉炸弹了。在这个意义上，频繁的和卓有成效的经济活动，确实给中国的历史带来了罕见的契机。 　　同时又要警觉地看到，这种高速起飞也有副作用，而且越是对之掉以轻心，这种副作用就越会加大。很多旧有的矛盾，虽被暂时搁置到脑后，但从深层来说并没解决，反倒会由于人们的不以为意，而拖欠得积重难返。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而言，经济发展只是必要条件，而绝不是充分条件。若不能伴随着经济成长，去争取制度的同步建设、社会的同步发展、文化的同步高涨和风俗的日益敦厚，那就白白糟蹋了千载良机。 　　每当我看到在无论什么地方的豪华车展上，都有大陆的房地产商在挥金如土，都不禁痛心地想到：他们并不是在花掉自己应得的那一份，而是在预支整个中国的未来，因为那些年轻的月光族原本可以用来发展自我的余力，都被日益高涨的房价给剥夺了。 　　经济生活已经让人们一叶障目了。跟我们当年的困窘相比，就算是只能租个房子住，年轻人眼下的生活也是好多了。可我们当时照样在阅读孔子和海德格尔、李白和叶芝，甚至也照样在聆听贝多芬和马勒、威尔第和梅兰芳……所以你看，所谓贫困化仍然是相对的，是在日益卑俗化的社会风气中被放大的。表面上看来，似乎时代是“进步”了，但讽刺的是，只有物质生活的标准才“进步”了，而精神生活的标准反而更低下了。年轻人如果在物质生活方面太不能“将就”了，也就只有在精神生活方面太“将就”了，长此以往，反倒更难飞跃地发展自我，从而摆脱当下的困窘条件。 　　由此也就说到“成功”与“安身立命”的问题。一方面要看穿，现在这种单?价值的“成功学”，说到底源于单向度的改革，它造成了唯有介身于商界，才能获得较大的活动窄间和较强的满足感；另一方面也要看穿，仅仅去炫耀在商界的平步青云，这样的“成功”还很浅薄和单薄，甚至蕴涵着做人的失败，就像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说，那不过是在炫耀牛找到草料时的快感。 　　若翻开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会看到有这么一章――《高级学识是金钱文化的种表现》。当然不是说，这种把高雅文化当作“身份象征”的做法，就属于什么理想状态，但它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美国的世家子弟会充溢于他们的名校，从而为什么文理学院和私立大学在大洋彼岸会如此兴盛。 　　同样的道理，尽管你们听起来也许会吃惊，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最为颠倒情况其实发生在90年代初，而眼下最困难的关头已经过去了。那时候，流传着很多辛酸的段子，比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比如“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像个逃难的，一问却是社科院的!”而相形之下，如今让我们头疼的只是，竟有那么多“国学班”，拿着高额的报酬来诱惑你去讲演!在这个意义上，有了钱也并不都是坏事，而若能把钱用好就更是好事。 　　 　　如何获取继续前进的动力? 　　 　　人文价值的衰落，首先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因为价值理性的萎缩和工具理性的膨胀，已经是一个席卷全球的严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千万别再高呼什么“现代化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