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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时代规则及权威 　　乱象丛生似乎是转型国家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解决社会失范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重建社会的价值共识或普遍规范。在利益时代，任何社会共识的形成，都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个体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忽视人们的利益诉求而强加给人们以某种价值，事实上很难行得通。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对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节的规则。 　　 　　中国必须重建社会理想和价值 　　乱象丛生似乎是转型国家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中国，腐败、食品安全危机、拐卖儿童、卖淫嫖娼、包二奶等现象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的确，如何迅速摆脱乱象而步入和谐有序、生机盎然的社会，是摆在转型国家面前的一个严峻挑战。面对这些乱象，对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怀旧情绪也获得了颇大的市场。例如，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就获得很高的收视率。还有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清廉、民风朴实、精神充实，但调查显示，事实上没有人愿意回到那个贫困、政治运动频繁、个人没有自由的时代。如果我们不愿意回到那个时代，那么，面对种种乱象，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些乱象并非我们独有。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此早有论述，他把与社会转型相联系的乱象，解释为“社会失范”，即社会缺乏一个为大家所共同接受、从而可以调节人们行为的普遍规范体系。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价值危机。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尽管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我们却常常发现，我们未能在世界舞台上占领价值制高点或精神制高点。于是，当中国制造的商品源源不断地出口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中国的价值观却未能同步出口。从国内的角度看，在许多人那里，利益的考虑取代了价值的追求。在缺乏必要的约束和制裁的条件下，人们可以为了个人或局部的利益而违背基本价值观，不惜以牺牲他人利益或牺牲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为代价而谋求个人或局部利益。解决社会失范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重建社会的价值共识或普遍规范。 　　转型期乱象丛生的根源 　　社会转型期的新规则还来不及变成习惯和本能。社会转型期意味着以往的许多规则被新的规则所取代了。这就是说，一方面，人们所习惯的旧规则不起作用了；另一方面，新规则还没来得及变成人们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本能。在规则体系存在漏洞、执法不严的环境下，人们就很可能钻规则缝隙的空子，变成机会主义者。例如，在市场化改革以来，计划经济时代根据个人的品德来评价个人的规则不起作用了，转而让位于根据个人的财富多寡来评价个人社会地位的评价体系，但配套的职业道德（规则）却还没有在人们内心扎下根，于是，人们为了降低成本，追求更多的财富，便不惜制售假冒伪劣产品。 　　规则的监督和实施很不严格。正因为新规则还未能及时变成人们内化的本能和习惯，也正因为人们还存在投机意识和心理，所以，加强规则的监督实施就变得十分重要。它不但有助于加快新规则变成人们的本能和习惯的过程，而且有助于树立新规则的权威，从而减少监督实施的成本。然而，在我国，规则的监督和实施很不严格。以地方政府为例，在很多方面，它们对来自中央的行政命令或所颁布的法规采取选择性执法或弹性执法的办法。凡是对它们自身利益有力的，它们往往严格执法，凡是对自身利益不利的，它们就采取不作为或阳奉阴违的态度。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上非常积极，用足了中央所给的政策，但对于保障房的建设，则十分不情愿；在发展地方的GDP上，地方政府卯足了劲，但对于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产品、卖淫嫖娼等问题的监控，一些地方政府则采取弹性执法或不作为的态度。不仅如此，有法不依与执法不严，还导致潜规则流行。人们通过各种上不了台面的潜规则来绕开或化解正式规则的约束或调节作用，以牺牲正式规则的权威为代价来谋求个人或局部的利益。于是，许多行政法规得不到严格执行。以前几年的房地产调控为例，由于房地产调控伤害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便明里表示支持调控，暗里抗拒房地产调控。之所以一些地方政府采取选择性执法或弹性执法，主要是由于它们在利益问题上不中立，在许多事务上，他们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让这样的执法人员吹哨，难免会吹黑哨。既然一些执法者选择性执法或弹性执法，这就为投机分子留下“搞定”个人官员的空间，即采用明的或暗的行贿方式来“搞定”个别官员，从而以牺牲正式规则的权威为代价的方式来获取私利。这客观上造成了遵守规则的人的吃亏和相对剥夺感。于是，本来想循规蹈矩的人也因为他人采用潜规则，转而放弃遵守规则，而步入以潜规则进行竞争的行列。例如，洋企业到中国也学会了行贿。其结果是整个社会交易成本提升，在少数人得利的情况下，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利益受损。社会于是显得没有秩序。 　　规则体系不配套。执法不严的根源，在于执法者不受约束。执法者不受约束的根源，在于规则体系不配套，即社会缺乏一套约束执法者的规则。规则体系不配套的根源，则在于规则的形成和制定没有让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