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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与政治发展“中顾委”制度变迁分析 　　[摘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为解决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新老交替与党和国家在转型时期的政治安全与稳定之间的内在矛盾,所进行的一项“史无前例”的制度创造,为推进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顾委的建立也说明,不断推进政治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关键词]“中顾委”;邓小平;领导机构;新老交替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6-0015-03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以社会政治生活发展的实践要求为依据,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史上创造的一项“史无前例”(邓小平语)的制度形式。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中顾委的制度根源、制度选择过程以及制度功能进行分析,揭示中顾委对中国社会体制转型和政治发展所产生的特殊历史价值。 　　 　　一、制度根源:领导机构新老交替与党和国家政治安全间的内在张力 　　 　　制度变革源于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情境所面临的特定问题和挑战。中顾委作为一种独特的制度设计,源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推进社会体制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高龄化的党和国家领导机构难以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任;另一方面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又与党和国家在转型时期的政治安全存在潜在张力。因此,如何既实现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又保证党和国家转型时期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安全和稳定,是党和国家所面临的艰巨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号角。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一个年富力强、具有专业知识的领导机构来领导,而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高龄化的现实显然与这一现代化要求相矛盾。党和国家领导机构老化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制度化的政治精英流动机制,事实上的职务终身制必然使领导机构老化问题随着时间流逝而趋于严重。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成员平均年龄都很低,因此,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问题并没有提上政治发展议程。虽然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了领导机构新老交替问题的重要性,如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就提出中央最高领导层划分为“一线”和“二线”,他本人退居“二线”。这种设计本来为最高领导人的政治退出和新老接班提供了良好的制度路径,但可惜的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一制度并未得到坚持。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成员老化问题也随新中国的成长而逐渐暴露出来。以新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年龄结构为例,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平均年龄仅为53.2岁,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为58.7岁,到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时为69岁,而1973年十届一中全会时高达70.4岁,即使到1977年“文革”结束时,由于几位国家领导人已相继逝世,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有所下降,但仍高达67.6岁。[1]二是“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进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和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回到了各级领导岗位。老干部的重新复出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必然性,它为肃清极“左”势力,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体制转型提供了基本的政治保障和组织支持。但这一举措同时也加重了领导机构的老化问题,因为此时新中国成立已经30年,当年被打倒时的青壮年现在都年近“花甲”或“古稀”了,这些老干部虽然对党和国家高度忠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兢兢业业,但年龄的老化这一客观现实无法否认。 　　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但是,此时正值“文革”刚刚结束,政治形势仍十分复杂,贸然进行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又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甚至会威胁到党和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稳定。这是因为:第一,领导职务终身制长期阻碍了年轻干部的正常提拔和任用,造成高级领导干部人才储备不足。第二,“文革”动乱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严重冲击,正常的干部培养机制遭到破坏。第三,“文革”刚刚结束,极“左”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仍然十分强大,特别是在年轻干部中,极“左”思想仍然有很大的市场。“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有一所培养中高级干部的院校在干部党员中搞过一次测评,结果是,对三中全会的路线,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三分之一的人赞成,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持中间态度。而那一部分明确表示拥护三中全会的干部,却常常受到攻击和孤立。”[2]这些因素导致一方面年轻干部培养上的青黄不接,新老交替面临着缺乏合格而堪当其任的新人来接班的尴尬,另一方面新老交替又可能会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