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轨中文化转型.docVIP

制度转轨中文化转型 　　摘 要：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并存与交织而整体上远未达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制度转轨中的困境，也成为文化转型异常艰难的根本原因。文化无优劣之分却各有其优势和劣势。弄清楚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劣势所在，在时代性背景下营造出文化的后发优势创新力，是摆脱文化转型困境的关键。 　　关键词：文化转型；制度转轨；后发优势；文化创新力 　　中图分类号：D621；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02-0007-05? 　　 　　作者简介：?张弘政（1983- ），男，河南郸城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发展、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一、制度的优劣性与文化的优劣势：?关联性与差异性 　　 　　文化是一个涵义非常广泛而丰富的范畴，它是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类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构筑起来的人的形象、精神结构和人格，是人类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无形、深层、稳定的气质。因此，从文化本身来看，它是个中性的概念，各种类型的文化都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源与流的区分和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无高下、优劣之别。 　　制度是在社会活动中规范和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规、规则及尺度。秩序性是制度的主要价值目标，而稳定性和发展性则是社会繁荣与否的表征所在。从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来看，制度是有优劣之分、高下之别的。一种良性的制度能够有力地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而劣性的制度则会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并造成人的单向度发展。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局限性、单面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将最良性的人类社会制度和人本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诉诸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１］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优越性的社会制度。 　　制度有优劣之分，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又与文化密切相关。制度蕴涵着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合理性与合道德性的正义性探求的价值预设，体现着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民众的人格特征与精神结构。制度并非凭空而生，任何一种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背景，而其良性运行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支持。文化从深层次上来说，是人们行为和思想的“路径依赖”，一种新的制度的引进和创新，必须打破这种依赖，否则，在原有的路径锁定背景下进行制度的创新与转轨，必定是越发艰难的。［２］由此可见，虽然制度变迁与文化转型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谈论制度的优劣性时不能简单地搬用到其产生和形成的文化上，但文化本身有其优势和劣势，却是毋庸置疑的。 　　从个人与社会的不同对应关系上,可以将制度背后的文化形态分为注重“伦理”、“等级”的集团文化形态和注重“有效”、“合理”的经济文化形态。这并非绝对的区分方法，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中，都兼有这两种文化形态的成分，只不过各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已。 　　总的来看，东亚儒教文化圈主要是一种以家族集团为中心的集团文化，而欧洲则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经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是以人性本善的“礼”为核心的集团文化形态；而西方文化实质上是一种科学文化，是以人性本恶的“法”为核心的经济文化形态，“礼”与“法”可以分别看做是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下制度伦理的正义性基础和核心价值原则。以“礼”为核心，派生出的是“以善抑恶”的崇善制度伦理；以“法”为核心,则自然会形成“以恶抑恶”的法正义。 　　崇善制度伦理以集团主义为基础，以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以忠诚与服从为伦理准则。其核心是个人思考方式的道德化和行为方式的秩序化,形成社会组织与家族紧密相联的贯通式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其特征是：把人性善作为制度伦理的出发点，形成以忠孝为原则的“亲亲尊尊”、上下等级分明的伦理秩序和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善正义，通过善的教化，形成以“礼”为核心的“敬德”、“保民”的政治价值观，以忠孝为准则的人际交往原则，以及重农抑商的经济价值观念。 　　崇恶制度伦理的法正义以恶为制度建构的出发点，核心是利用恶去平衡恶、抑制恶。承认人的自私自利性和个人利益冲突的合理性，是这种制度的出发点。它认为，人天性中具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倾向，人的利己动机优先于利他动机存在；个人对社会的关心，是以社会对自己的关心为前提的。反映到制度设计上，就是利用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