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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摇滚走在崎岖与期待路上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由北京超星凯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携手新浪网共同举力的2006北京首届摇滚啤酒节，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司盛装登场。许巍、郑钧、唐朝、黑豹、张楚、高旗等几十位国内摇滚领袖率领百余支摇滚军团的超高视阔步华阵容，上万摇滚乐迷共同把酒狂欢。置身于这场国内罕见的摇滚盛宴，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勾起了我这个曾经的圈里人对北京摇滚的记忆。 　　现如今提起“中国摇滚”，圈儿内与圈儿外人无不黯然回首“曾经的辉煌”：上世纪80年代的崔健与90年代的黑豹，唐朝 何勇、郑钧、张楚等人的精彩亮相，1994年的红勘体育馆演唱会云云。北京人不爱怀旧，他们喜欢新中国，新政府，新的VBD以及小区，但唯独在这一块儿，很多人戚戚耿耿。 　　北京的摇滚就像春日黄沙里的前门楼子，沙哑 相糙。但充满力量与感觉，其节奏与感染力也如同北京春日黄沙，其独特性如同城门楼子上斑驳的色彩，其气韵如同这古老的皇城 　　我曾经身在其中，感受黄沙扑面的疼痛与快感，也结识了一捆一捆的“玩儿摇滚的”，见识了他们的纯真与执著。去年搬到上海小住，在新天地和衡山路端起杯盏之时，常常有种骤然而起的空虚与无聊，我思念北京人的客气与热情，思念大栅栏的斑斓与破旧，思念北京黄沙扑面般的摇滚。应该说，北京就是那么一个与摇滚沾边儿的地儿。他们在霍营的日子真是很清苦，很多人没有大学学历，很难找体面的工作，倒是在摇滚乐的世界里，他们成了音乐家，成了艺术家，成了一个让人尊重和感兴趣的人――他们当然热爱这个忠于兴趣又带来乐趣与骄傲的“摇滚乐”。 　　但是他们太年轻，对父母来说，他们是不听话的孩子。他们的音乐简单、直接，但是缺少岁月的痕迹。我们还需要等待，等待有一个让我们回味无穷的摇滚歌手，也许他还会走进CCTV，也许他还会拿MTV的大奖， 　　 　　崎岖摇滚路 　　 　　没有唱片公司愿意为摇滚乐大把出钱。这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摇滚乐仍处于“摆地摊儿”的位置的原因。据我所知，崔健也不怎么富裕、 　　“超女”的快速成名终于让我们领略了现代娱乐业的“商业链条”如??紧密运作，他们具有“灰姑娘变公主”的智慧，他们识破了大众的口味，巨大的投入换来巨大的收益，“超女”签约公司无疑是成功的，为什么同样的好事落不到摇滚乐手的身上? 　　凡事必有其原因，历史是最女子的教科书。 　　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摇滚的辉煌绝对离不开若干具有先锋精神的唱片公司，他们大都具有海外背景。曾在网络上看到丁宁写的关于“外资与中国摇滚”的文章，极其详细地回顾了那些当年发现和推动中国摇滚歌手的音乐公司：“最早被海外注意到的当然是老崔，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曾被以《一无所有》命名引进到港台地区，一度掀起文化热潮，并从此成为内地歌手在港台地区销量最大的一张唱片、在前几年台湾学者编写的《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100张专辑》一书中，排名第一的竟然就是这张《一无所有》，足见老崔曾对海外的华人听众产生过多么大的震撼。这之后出于商业和政治上的双重兴趣，不少海外公司于1988年前后来到北京，开始在北京第一代摇滚乐手中积极挖宝，常宽与香港EMI签下了两张片约：台湾‘真言社’则制定了规模相当大的计划，ADO乐队、蔚华领班的呼吸乐队、Sax演奏家刘元都被他们网罗至旗下”在这期间，香港和台湾的一些音乐制作人所扮演的“伯乐”角色对于北京摇滚乐的发展绝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对北京摇滚这片蕴含着巨大的生命力、又完全未被商业化污染的处女地寄望甚高，北京甚至成为他们一生最高音乐理想的实践地。也正是陈健添，一个香港人，把黑豹乐队送上了香港排行榜的冠军宝座。 　　“这一阶段北京摇滚乐可谓遍地开花，除去外资的大量涌入，本地制作公司也纷纷为摇滚乐投注了极高的热情，使得摇滚市场空前繁荣．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不少新的摇滚唱片面世。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的摇滚乐是中国最大的文化热点，是最时髦、最前卫的事。” 　　然而，最终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末都纷纷退出了。其主要原因就是唱片公司的经济收益不怎么样，只卖唱片，很难大富大贵，何况是盗版遍地的中国。而且，摇滚乐手在红红绿绿的娱乐圈面前，显得特别“不合群”。如果不参加脱口秀，不拍洗发水广告，甚至连排个电影都要急脾酸脸，哪个老板都得头疼 而且，翻看圈儿内的“野史”不难发现某某乐队因为某事和唱片公司翻脸、甩手走人的旧事。所以，在我看来，上世纪90年代辉煌的无疾而终，原因有二：一是盗版猖獗，唱片公司的利润被断送了；二是当时的合作很多基于哥们儿式的惺惺相惜，掺杂了太多感情的合作，而没有很好地利用制度加以规范和保护，摇滚乐手性格不成熟，盲目反对公司的商业化运作，反而断送了自己的道路。黄燎原曾经分析过北京摇滚乐人的心理状态，很有意思：“中国的摇滚人过早地贵族化，其实他们很多人还是很穷，但在精神上过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