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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心病 　　震区情绪正走进破灭期的临界点，这一时期出现在灾难发生后的2 个月到1 年之内。一开始有的人受灾时忙于救灾安置、处理亲人后事，少有时间产生心理问题。当一切安顿下来，出现“我何去何从”的困惑时，“创伤震后群”的症状逐渐暴露。 　　 　　王长辛目光迟滞，把玩着手机，将滑盖拉下，又推上。这是他从废墟里爬出来时身上的唯一物件，“妻子给我买的”，他说。入夜的清明节，窗外别家纸钱已点燃，火光隐隐浮动，四下寂静无声。 　　妻子消失在2008 年的那场大地震中， 家族3代10 余口人，王长辛和其时正在外地求学的儿子成为仅存的香火。震后儿子打来的第一通电话，劈头盖脸就问，“为什么不救我妈妈”，话音一落，父子同哭。 　　他至今没再回去看一眼，“死去的亲戚朋友都埋着，却不知道埋在哪里。”在这个清明节，原来只开禁5 天的老县城，为10 余万人次的祭扫者将时间延长成为一周。持有北川身份证的居民，安静地走进狭窄入口，秩序井然地回到他们曾经逃离的地方。 　　至少在封锁线之外，没有情绪激动的男女出现。从望乡台俯视老县城，黑压压的人群或行走在断壁残垣之中，步履缓慢，或跪或立。没有太多哭天抢地的“电影场面”，今天的主角是北川人。 　　不过中科院心理所的入户调查显示，北川擂鼓镇和曲山镇1600多名城乡居民中，创伤应激障碍（PTSD）发病率达到14.7%，抑郁症发病率为10.2%，其中PTSD 指标比台湾“9?21”大地震高出8%。 　　志愿者说，在这里随便与一个人交谈，他的背后都会有一段难以言语的痛；随便走进一扇门，门内都会有一段撕心裂肺的苦。 　　 　　望乡台上“台风眼” 　　 　　望乡台是旧时流传的迷信，传说亡魂在这里最后一次向亲人告别，“望乡台上鬼仓皇，望眼睁睁泪两行。妻儿老小偎柩侧，亲朋济济聚灵堂”。北川老县城旁山坡上的望乡台，震前叫三道拐，本是景家山绕山公路旁错落的小空地。震后北川封城，当地幸存者欲进城而不得。阴阳割昏晓，他们就在此搭起平台，登高凭吊亡亲。 　　王长辛亲见那个夜晚，一个孩子在父亲的怀里不再动弹。父亲抱着孩子大喊，猛撞满是残骸的废墟，一下又一下，血流如注。“我扒开尸体去找衣服，到处是哀嚎，从来没觉得天这么黑，夜这么长。”一年后，王长辛在永兴板房区的小屋里说着这些，近乎自言自语。 　　望乡台上青烟弥漫，人们拥向台子最边缘，大多数的面孔木然无神，但没有悲恸哭泣。 　　汶川“5?12”大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时间里，研究人员对灾区（四川、甘肃）和非灾区（北京、福建、湖南）的2262 名居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随着主观判断所在地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从非受灾、轻度受灾、中度受灾到重度受灾），居民估计灾区对医生的需求量、灾区对心理学工作者的需求量、灾区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及需要采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数均随之减少。 　　气象学中， 台风中心直径大约10 千米的圆形区域，其风力相对微弱，通常被称为“台风眼”。中科院心理所李纾研究员及其研究团队假“ 台风眼” 这一气象名词， 形象地将其研究发现冠名为“心理台风眼”效应（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即越接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平静。 　　值得注意的是，若假设有一种药物能治疗心理创伤，认为受灾人所需剂量最多的是自认为轻度受灾的居民，其次是中度受灾的居民，认为受灾人所需剂量最少的反而是自认为重度受灾的居民。这些结果均证实了“心理台风眼”效应。 　　研究者分析， 心理免疫（psychological immunization）理论和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s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或可解释“心理台风眼”效应产生的原因。“5.12”大地震后，居民普遍认为，唯有献血才足以表达对灾民的关爱之情。各地民众献血热情高涨，致使血库在短短几天内爆满，血站不得不发出暂缓献血的通告。此举被看作灾区外居民高估“灾情需求”的表现，可视为地震中首例“心理台风眼”效应。 　　 　　“创伤震后群”形成 　　 　　“我已经过了心里最艰难的那道坎”，王长辛说。震后的夏天才是最痛苦时光：恍惚终日，每天到夜里两三点还无法入眠。闭上眼，全是影子，总感觉家人并没有离开。他两度想结果自己的生命。 　　这是“创伤震后群”的典型症状。症状可能震后即时出现，但也会在灾后几个月后才显现。有的人受灾时忙于救灾安置，处理亲人后事，少有时间产生心理问题。当一切安顿下来，出现“我何去何从”的困惑时，“创伤震后群”的症状逐渐暴露。 　　惊恐过后将进入心理暗示期。一般在经历4~6 个月之后，表现出症状为失眠、焦虑。这个时期在情绪排泄上，可能产生两种极端的心理表现：麻木和敏感。有些人因为刺激太大，出现麻木的反常态度；还有些人则容易变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