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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谈判中宋时轮 　　1946年1月10日，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签署公布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等4个停战协定，为监督和保证停战令施行，同时商定在北平成立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设3个委员，国民党方面的是郑介民，共产党方面的是叶剑英，美国方面的是饶伯森，分别代表三方。军调部的主要任务是调处军事冲突。1月下旬，宋时轮奉命由山东野战军参谋长调任军调部我方执行处少将处长，在叶剑英委员和罗瑞卿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谈判会外斗智斗勇的艰难征程…… 　　 　　叶剑英的好助手 　　 　　执行处是协助领导做好军事调处工作的主要部门。宋时轮到职后，一方面抓紧学习中央有关的方针政策指示，研究对方的有关情况和斗争策略，努力尽快掌握执行处工作的一般规律，一方面在叶剑英、罗瑞卿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尖锐复杂的谈判斗争。 　　宋时轮到职后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关于三方工作人员到位的时间问题。按照“军事三人小组”商定，美方参加军调部工作的人员为120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的人员各为170人，这些人员均需在10日以内到位。国民党、美国两方的人员都已按时报到了，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我方的人员尚未如期到齐。于是，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立即借题发挥，大造舆论，说共产党对调处工作不认真、不积极，故意拖延时间，是有意破坏军调处工作。对此，我方决定认真给予反击。根据叶剑英的指示， 宋时轮立即开会进行了研究，确定注意抓住时机，据理驳斥对方的攻击。据当时亲身参加过这一斗争的我方执行科科长雷英夫回忆：在一次三方执行处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上，当美方负责人再次就人员到位问题对我方进行恶意的攻击时，宋时轮立即发言予以驳斥。他指出：国民党和美国方面人员到位快是因为有很好的客观条件，国民党有军统局、军令部的特工可以随时调遣，美国有驻华美军有关机构的人员可以就近使用，而且他们都有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工具。我方则不具备这些条件，自然行动就会稍慢一些。接着，他着重对比国共双方选调人员的情况，揭穿对方破坏调处工作的阴谋。宋时轮说：为了做好军调工作、完成好监督停战令施行的任务，我方选调来军调部工作的主要人员都是部队的领导干部，如委员叶剑英是我军的副总参谋长，顾问饶漱石是我华东军区的政治委员，参谋长罗瑞卿是晋察冀军区的副政委，临汾小组我方代表是八路军和北伐军的名将陈赓……这充分说明，我方是诚心诚意希望和平，对停战调处工作持认真负责态度的。而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则绝大多数都是从军统局和军令部二厅的特务中选调来的，如委员郑介民就是军统局副局长兼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曾先后编写过《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等书籍，是搞特务活动的老手，顾问郭子明是军统局中共研究科科长。其他代表也都是来自军统的人员。选调这样一些人来军调部工作，目的何在？是谁意欲破坏调处工作，是谁对停战缺乏诚意，不就一目了然吗？然而，美国方面却袖手旁观，若无其事，不制止这种做法，反而利用人员到位时间的问题来指责我们，这是很不公正的。此反击有理有据，说得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人员个个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后来就连美国总统的特使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派出以郑介民为首的一大批特务到军调部充当代表，给中共方面提供了一个进行反击的有力口实，实在是愚蠢至极。 　　 　　人员到位时间的问题解决以后，宋时轮立即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法，及时搜集情况，揭露国民党的军事、政治阴谋，戳穿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内战的伪善面目；及时向叶剑英提出建议，力争在我军力量薄弱的地区、敌军重兵集结的地区和敌人可能利用的港口与准备发动进攻的地区，派驻军调小组，及时调处军事冲突，监督停战令施行；积极协助叶剑英、罗瑞卿及时处理一些重大难题。 　　调处军事冲突，必须坚持执行三方协商一致的原则。调处工作开始以后，每次讨论问题，国共两方代表争得面红耳赤，常常需要一议再议才能最后作出决定。美方代表趁机多次提出：议事应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应赋予担任三人委员会会议主席的美方代表以仲裁和决定的权力，并一再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办事效率，有利于保持停战的局面。叶剑英对此十分重视，指示执行处要迅速进行研究准备，抓住有利时机，对美方的意见作有理有据地驳斥。经过精心准备，宋时轮在一次有军调部领导人参加的三方执行处全体人员的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他说：三方协商一致的原则，是《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中明确规定的。《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委员3人，各有表决及互商权……一切事宜，均需3人一致通过。”因此，绝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取代三方协商一致的原则；因为开会需要而设立的会议主席即美方代表也绝无仲裁和决定的权力。这一规定是十分必要、安全正确的，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否则，调处工作将无法进行，停战命令将无法贯彻。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