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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金融峰会上“中国牌” 　　华尔街危机，显然会提升中国的地位。但是，面对危机，中国所应当坚持的原则，仍然是“不当头”。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益都是融合进全球体系。 　　 　　11月15日，20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虽然事起仓促，但所有国家都认为召开这次会议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大家确实有话要说，另一方面大家也对商讨出一个解决目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并为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确立一个新的框架感兴趣。自宣布要召开这次会议，有关各方立即就开始了立场的协调，各种表态纷纷见诸报端，期待甚殷。再说了，会议东道国已经有了新总统，大家恐怕也想借机近距离地感知一下新总统班底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 　　 　　危机的起因：国际关系的视角 　　 　　华尔街的危机作为金融事件，专业的金融学家已经有了很多分析。这些分析表明，美国自身的金融监管体系对此要负很大的责任。笔者也同意格林斯潘等人指责的，要怪华尔街金融家们的贪婪。但是笔者要强调的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原因远非上述两点，如果问题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就可以解决，自然不需要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之道了。全球性会议也改变不了人性。 　　实际上，对于危机的预言，国际关系学家们已经说过多次了。他们的根据，不是稀罕的水晶球显示的征象，而是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为重大的事变之一，就是国际体系中权力的转移或更为准确地说是权力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的扩散。这一趋势给国际金融系统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很难执行有约束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各个正在追逐权力的国家更愿意执行自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这种趋势虽然在很多方面与20世纪“20年危机”期间的保护主义不同，但就其经济后果而言，则是类似的。 　　从这一结构性权力变动中不难推论出，就长期看，国际经济体系呈现为不稳定的态势，不稳定体现为不断地通过危机进行调整。如果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向布雷顿森林体系发动进攻算起，几乎每十年左右要发生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导致??国放弃固定汇率制，20世纪80年代则是苏联和东欧体系的瓦解，90年代是东亚危机，目前的这次危机是第四次。 　　 　　这一系列危机就各自的表现形式或许有一些差别，但是其结构性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美国主导的战后体系内部力量的变动以及新的力量进入这一体系带来的冲击，就后一方面而言，恰恰是战后体系成功的标志。先是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后来是冷战后俄国、东欧、中国等国家进入这一体系。事实证明，这一体系确保了战后西方世界的稳定和繁荣，而且越是较早进入这个体系的国家和地区，越是有着较高的增长记录，德国、日本、韩国、台湾等都是显著的例证。但是与这一体系的成功相伴随的，是该体系内部力量结构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 　　结构原因使我们预言，或许在下个十年的某个时候，将爆发另一场危机，那可能是更为严重的危机。在整个危机链条上，目前的这场危机可能只比东亚危机略微严重一些，因为它发生在全球金融的心脏地带，但不会比70年代和80年代更严重。 　　 　　历史经验 　　 　　我们知道，战后体系在经济金融方面的体现，是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确立起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安排的核心是美元霸权，而在美元背后则是美国在战后西方的权力核心地位。1944年建立这一体系到50年代中期，它的作用并不大，原因正如迪安?艾奇逊所言，这是个“大朦胧时期”，直到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以及它领导的西方世界形成了政治共同体的共识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才获得了活力。 　　简单地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两个政治共识之上，一个是美国及盟国在国际体系上强烈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即同盟意愿，二是美国国内的政策共识，即美国意愿。两种意愿在安全、经济和外交等目标上形成了一致。由此可见，不存在一个脱离政治前提的货币体系，如果没有一致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就不可能形成国际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趋于瓦解了。其原因是主要国家不同的政策选择以及同盟内部经济的竞争、观念的竞争、外交政策的竞争破坏了原来的政治共识。首先是戴高乐领导的法国。面对通货膨胀这一怪物在法国的重现，戴高乐认为这是战后美元的特权造成的，是美国为了称霸的需要“滥发美元”的结果。接下来是德国和日本经济上的崛起。正如罗伯特?所罗门指出的，欧洲实力恢复了，也就渴望在国际货币的安排中获得更大的均势。对美元地位的信任降低了，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在战后形成的政治共识也开始碎裂。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瓦解。 　　从简略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国际货币政策是国际权力结构的反映，如果无法在国际政治方面形成共识，就很难形成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