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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恒指导下镇安寨“四清”工作 　　1964年秋，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在全省8个县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定襄是开展“四清”运动的县之一，那时我在省水利工程总队工作，任省水总和文峪河水库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文水县修文峪河水库。省委组织部指名调我到定襄县“四清”工作团参加“四清”运动，报名后分配在神山分团，任分团党委成员、镇安寨大队“四清”工作队指导员，负责镇安寨的“四清”工作。 　　“四清”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政治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带有左的倾向。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1965年1月14日，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指导农村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又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不少的基层干部划为斗争的对象。加上工作队在集训期间又学习了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所作的桃园经验报告，给大家灌输了不少左的思潮，这就使“四清”工作左的倾向更为明显。但由于镇安寨所在的神山公社有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副省长卫逢祺两同志的领导，我们工作队的工作还是注意实事求是的，是比较稳健的。 　　镇安寨是定襄神山公社下属的一个大队，因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率兵北伐，在此处筑寨墙作战而得名。全村400多户人家，分为十几个生产队，是定襄的一个大村。在神山蹲点的是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神山任“四清”分团政委的是副省长卫逢祺。他们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在战争年代他们都做过农会工作。卫恒曾任晋东南农会宣传部长，太岳区区农会主席，卫逢祺曾任沁县县农会主席，都直接领导过农村的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对农村情况熟悉，对农民抱有深厚的感情。那时在定襄县集训期间，我与王克昌 (王系省农产品调查队队长，神山公社卫村大队“四清32作队指导员)到卫恒住处访谈，聆听了卫老有关如何认识农民一段精彩论述。他说，中国农民受封建社会的影响、生产方式的限制，有陕隘自私自利的一面，洒一泼尿拉一堆屎也尽可能拉到自家地里，一角钱也斤斤计较。有些知识分子就讥笑农民小气，如果这样看就错了。农民为了抗日、为了保卫翻身果实，送儿子参军，有的大儿在前线牺牲了，含着眼泪再送小儿子参军，这是小气呢还是大气?农民是我们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只要我们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农民是会跟着党走向社会主义的。 　　镇安寨的“四清”运动，在两卫的领导下，是比较稳妥的，正确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妥善处理了各种矛盾。坚持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作法，揭发批判和处理了“四不清”问题，同时也保护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工作中的偏差减少到最低限度，促进了生产，取得了一定成果。“四清”运动存在着左的缺点错误，但在教育干部和群众反腐倡廉、热爱劳动、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民主办社、勤俭办社、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增强党的威信等方面还是有作用的，不能全盘否定。 　　 　　一、工作队的组建和工作作风 　　 　　镇安寨的“四清”工作队，是由省水利工程总队、省农产品调查队、山西大学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的，进村前先进行集训，一面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一面进行政审。那时强调“四清”工作队是光荣岗位，对参加“四清”的干部政治审查十分严格。 　　山西大学物理系的一伙助教，原是分配在定襄南王分团的，在政审中查出有几人是国民党时代大官僚、大地主的子弟，因出身不好不能做“四清”队员。如彭垄墀，其父是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的亲信，任台北市长，其弟是蒋帮驻日大使馆秘书。另一个助教白俊熙，原籍河南省，家是有2800亩土地的大地主，家中养着民团，称霸一方。类似上述情况的还有几人，他们再三要求，表示坚决和家庭划清界线，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当个“四清”候补队员也可，不愿意回校。南王分团却坚持不要，此事为卫恒书记知晓，他主张留下，并把我叫到办公室由卫逢祺与我商谈。卫逢祺同志谈了彭、白等人的家庭情况，说卫书记同意留下，计划分配到镇安寨工作队，问我敢不敢要，有什么意见。我回答要。这样山大物理系的一伙助教就来到镇安寨工作队。时隔不久，有水总来的一个队员梁芳琴悄悄问我，彭整墀家庭情况那么复杂，南王分团不要，你同意收下，不怕有人说你阶级界线不清?我给她讲，建国初期，在北京召开全国青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国民党大官僚陈布雷的女儿当时担任团中央少儿部长的陈琏，在大会发言时说，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前途可以选择。毛主席对这句话很欣赏，彭、白两位青年助教，家庭出身不好，但要求进步，我们为什么不欢迎呢?小梁点头含笑而去。山大物理系助教们，在镇安寨“四清”工作中，表现都很好，彭垄墀同志后来成为国际知名学者，山大校长、省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白俊熙同志也成为教授。这说明卫恒、卫逢祺两位省级领导都不唯成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