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逆流”.docVIP

历史“逆流” 　　历史并非如我们想当然的那样一直进步，有时候它会有所倒退。 　　 　　雷颐的《历史的进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285页，定价29元)虽然是随笔结集，但这本书不同于所谓“私人化”的历史书写，像徐友渔所言，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在他的笔下历史不是冰冷的过去，而是就活在我们当下。 　　 　　尽管言“汉”，未可称“国” 　　 　　在传统文化热中，消逝已几百年的汉服也被从历史的箱箧中重新翻捡了出来。某些汉服爱好者、提倡者表达出来的那种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价值观念却不能不令人深思，有人进一步要求将汉服定为“国服”，则期期以为不可。 　　衣服本来只是遮身蔽体、保暖防寒，但在历史中又演化出了政治、审美的功能。在传统社会，服饰的政治功能被突出、强化，成为统治者治民的重要部分。对“民生”来说，穿衣戴帽最平常也最重要，所以传统文化要从“发生学”的意义将其神圣化，衣帽鞋袜的创始者都是黄帝等圣人。《易经》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早在周代即产生了比较完整的衣冠制度，自天子至大夫、士卿，服饰各有区别定制。至魏晋时期，王公贵族虽然“服无定色”，但仍有八品以下不得穿罗、纨、绮等高级丝绢织物的规定。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但从唐高祖李渊起就正式颁布衣服之令，对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妇、士庶等各级各等人士的衣着、服饰、配饰诸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中国古代服饰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所谓华夏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饰是尊卑贵贱等级序列的标志，不同等级享用不同的款式、质地、颜色、纹样，任何人都不得僭越。今天人们所推崇的“汉服”，实际只是传统社会中少数上等人的服饰，广大“引车卖浆者流”，决不能像孔乙己那样穿长衫，只能如阿Q那样穿短装。 　　服饰对内的政治功能是等级制，对外的政治功能则是作为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象征。《左传》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故后人将“汉服”视为文明的标志，以“衣冠文物之邦”自诩，以“衣冠上国”自居。西晋末，晋元帝渡江，中原士族相随南逃，史称“衣??南渡”。与“衣冠”相对的是“被发左衽”，是非汉族即非“华夏”的夷狄的符号，野蛮的象征。“被发左衽”与“人面兽心”并列，对“非衣冠”的歧视何其深也。 　　以“夷狄”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以血腥手段强迫汉人易服来表示对其“臣服”，服装成为表示对一个王朝忠诚或反叛的问题，“穿，还是不穿”成为“生，还是死”的大问题。清王朝同时又秉承华夏“衣冠之治”的传统，制定了种种有关穿靴、戴帽、着装、佩饰的烦琐规定，维持等级森严的统治。服装政治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大为盛行，服装成为“革命”与“不革命”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是思想观点大解放，也是服装大解放，人们重有穿衣戴帽的自由。 　　但在80年代初，喇叭裤、牛仔裤仍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而遭禁，终经开明者以敦煌飞天壁画论证喇叭裤是中国“民族服装”而不是“西方没落腐朽”的外来品，牛仔裤本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服装”而不是“资产阶级奇装异服”而最后开禁。此后，服装的政治化倾向迅速淡出。 　　现在一些汉服的提倡者却再度将服装政治化，提出“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恢复华夏服饰，重建衣冠上国”，“是我们不断在寻找的民族归属感和文明标志的符号”，并且，主张将汉服定为“国服”，“国服是一个国家的外在象征和代表，就像我们的黑头发、黄皮肤一样，是我们民族的标志。国服的确立，也意味着民族自信和自尊的确立。”在这种话语的隐喻中，不着汉服者自然居于“不爱国”、不参与“民族复兴”的道德、政治劣势。而且，主张将汉服立为“国服”者似乎忘记了中国还有其他五十多个民族，虽然人数少得多，但其权利与汉族不应当是完全平等的吗? 　　千百年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们才逐渐摆脱了“服饰政治化”观念，服饰成为个性表达、选择的最好形式之一。今天，重倡汉服不应是对个性的否定。宽衣博带、长裾雅步的汉服与西装、中山装、牛仔裤、中国其他民族服饰等各色服装纷然杂陈、供人平等选择，洵为社会多元、进步的标志之一。 　　 　　早请示，晚汇报 　　 　　在“文革”中，有段时间内，“早请示，晚汇报”是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仪式。“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据当时的表扬报道，有的家庭自觉每天早、晚都全家一起“早请示，晚汇报”，但不论是否在家“请示”、“汇报”过，都必须参加单位、学校的集体“请示”、“汇报”。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每天至少四次，即上午下午的上下班、上学放学各一次，如在单位、学校食堂吃饭，每餐饭前都要有一次。但吃饭的时间总会有先有后，所以有些单位就变通规定可以自行按先后三三两两“请示”、“汇报”，整个吃饭时间，“请示”、“汇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