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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财政“丰收年”隐忧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长期维持财政增速远超经济增速的局面。 　　 　　有一家公司2000年的营业额是89468万元，纳税13395万元。从2000年开始，该公司的营业额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而纳税以20％的速度增长。请问多少年以后，该公司的纳税等于其全部的营业额? 　　稍有经济常识的人会觉得，这是一道荒谬的算术题!世界上没有一家公司的纳税会等于营业额，理由很简单，这样的公司早就因为不堪税收的重负而宣布倒闭了。但是，为了让问题的逻辑更加清楚，不妨把这道算术题的答案做出来：大概是22年! 　　2000年，中国GDP为89468亿元，财政收入为13395亿元，此后10年间，按国家统计口径计算，GDP大约以年均(实际)9.9％的速度增长，而财政收入则以年均(名义)19.7％的速度增长。到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高达68518亿元。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77390亿元，按照这一数据推算，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有望达到8.7万亿元，财政收入的名义增速预计将高达24％! 　　由此可见，前10年中，中国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速关系并没有走出这道简单算术题的逻辑。如果财政收入远高于CDP增速的这个基本趋势长期不改变，前景堪忧。 　　 　　财政高增长的内在逻辑 　　 　　前10年中国不仅继续创造着“经济增长的奇迹”，也创造了“财政增长的奇迹”。从2000年到2009年，财政收入增长率最低的2009年也达到了11.7％，而增长率最高的2007年则达到惊人的32.4％，堪称“财政奇迹”。中国的财政收入缘何长期以远高于GDP的增速增长呢?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解释，总体上是几个因素。一是经济发展因素，在财政收入增速最高的2007年，财政部曾经解释道，“主要是通过经济的发展，把经济的规模搞大了，把经济的效益提高了”，从而实现了财政收入的高增长。财政收入会随着经济发展水涨船高，这一点容易理解，但为什么财政收入的增速会高于经济的增速呢?这里主要是利润因素和累进效应驱动，比如，前10年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平均增速均远高于GDP的增速。 　　二是结构变动因素。简单地说，当GDP中税率较高的部???增长速度超过税率较低的部门时，财政收入的增速也会超过GDP的增速。比如，第二、三产业的增长率远高于第一产业，进出口部门的增长率超过GDP，房地产业和房地产价格相对于GDP和物价水平增速更高，包括能源和金属在内的基础商品价格上涨，取消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等等，都会对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产生结构性贡献。 　　三是税收征管因素。政府和学界的共识是，中国税收管理中存在着巨大的“征管空间”。在税制不改变的情况下，通过强化税收管理，可以提高有效征收率。财政部长谢旭人在2010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认为，中国在“十一五”期间“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国家财力进一步增强”，其中的一条经验就是“注重加强管理”，“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和信息技术，发挥管理人员的积极作用……切实增强执行力，不断提高财政管理的效能”。财政收入高增长亦有强化税收征管的贡献。 　　除了以上三个主要因素，还有官员或学者关注通货膨胀、统计口径、政策调整、临时措施等因素对财政收入高增长的影响。 　　财政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行为和公共治理现象。那么，财政收入高增长的驱动力又是什么呢?主要是三个因素。 　　一是税收刚性。税制一旦成为立法和政府工作准则，就容易延续下去。税收刚性，包括税种刚性、税率刚性及税收起征点刚性。总体上说，新增税种比消减税种更为常见，调高税率也比降低税率更为常见，而调高某些税种的起征点通常也比较困难。 　　二是政绩工程。人类公共治理的共同梦想是建立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邓小平在其《文选》的不同处指出，财政要“力求节约”，税收“要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少花钱一个主要标志就是低税收。从这种施政理念出发，税收和财政收入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之上。但如今，税收和财政收入指标已经成为税务部门、财政管理部门甚至政府一把手的主要政绩指标。换句话说，财税高意味着政绩高。前10年中，国家财政的实际完成额在多个年份远远超过年初制定的预算目标。 　　三是预算冲动。以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揭示了一个“预算扩张的铁律”：每个政府部门都有扩大其预算规模的天然冲动，这是人的理性使然。 　　综上所述，中国财政收入的暴增，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分析只是直接原因，而更为深刻的原因则存在于政府管理和公共治理机制之中。 　　 　　好与坏：标准的迷失? 　　 　　美国马歇尔大法官曾经说：“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因此，财税连续高增长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