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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创新历史追问 　　清官反腐、重典反腐、运动反腐、制度反腐四种主要方式各有特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积极的效应。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这些反腐方式都没有达到遏制腐败蔓延的目的。 　　 　　说起中国的反腐制度,不可谓不严密,党内党外的立体式监督如果能够到位,可以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这样严密的反腐制度的监控下,仍然无法遏制腐败官员的前赴后继,地方政府所推出的“反腐创意”,从一定程度上应该肯定,但难起根本效果。 　　 　　清官反腐、重典反腐、运动反腐、制度反腐四种主要方式各有特色 　　 　　可以说反腐怪招也是腐败重压下的一种无奈之举。数千年来,世界各国先贤仁人与腐败犯罪的斗争,大体遵循两条路线,一是通过道德建设,在道德自律上下功夫,把人的行为约束寄托在主体的道德良知上,可称之为伦理型反腐或人治型反腐;另一种路线则求助于法律制度,在权力制约和制度控制上下功夫,把人的行为约束寄托在外在的强制性规范的压力上,可称之为法理型反腐或法治型反腐。两条路径互相交叉,各有侧重,衍生出了清官反腐、重典反腐、运动反腐、制度反腐四种主要方式。这四种方式各有特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体现了独特的存在价值,产生了积极的效应。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这些反腐方式因其先天的残疾或后天的跛足,都没有达到铲除腐败的土壤、遏制腐败蔓延的目的。 　　清官反腐是人们最熟悉的反腐方式。千百年来,包拯、海瑞等一批批有良知的官员以其刚正不阿、秉公执法、舍生请命、除暴安民的政治品格留下了千古美名,深受世人的爱戴和称颂。清官的出现,为历代士大夫树立了道德的标杆,对于封建政权的维系和巩固,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封建社会的官吏,由于其剥削阶级的本性,大多贪赃枉法。清官反腐的实质是理想的人治期待,试图以一人之力对抗一个体制,挽救一个王朝,其成效不但取决于清官本人的道德、能力、地位、精力和寿命,更取决于统治者的认识和决心。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清官反腐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地位,是否要反腐,如何反腐,一切都要遵从统治者的旨意。这就决定了清官反腐只能是隔靴搔痒、昙花一现,不可能真正带??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公正。 　　面对腐败对统治秩序的侵害,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达到根治腐败犯罪的目的,不得不动用严刑酷法,这就是重典反腐。重典反腐以其手段的严酷,常常使许多官吏慑于刑罚的威严,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对于革除时弊、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政权的运转,在一定时间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血淋淋的惩罚手段可以震慑于一时,不能适用于长久。事实证明,重典肃贪决心最大、手段最残酷的明朝,仍然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百思不得其解,叹曰:“吾欲除贪赃官吏,为何朝杀而暮犯?”究其原因,主要是重典反腐缺乏法律的普适性、稳定性、公平性等特点,既无法制约统治者,也无法惩罚皇亲国戚,而常常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重典反腐的不彻底、不严密、不可行由此可见一斑。 　　运动反腐,即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惩治腐败的反腐方式。上世纪以来,全世界至少有96个国家先后掀起规模不等的反腐败运动,成为政治舞台精彩的一幕。国际上比较典型的反腐运动,有意大利的“净手运动”、韩国的“庶政刷新运动”等。中国比较典型的反腐运动,有20世纪50年代的“三反”、“五反”运动等。国内外运动反腐的实践表明,发动群众与腐败现象作斗争影响大,震慑力强,能对腐败分子形成巨大的打压态势,能及时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同时能引导和培养公民的自治意识和民主意识,净化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但是,在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运动反腐与现代法制建设背道而驰,存在着诸多严重不足:一是难免使反腐败成为一阵风,无法保证反腐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二是人治因素和主观随意性大,反腐“过头”与反腐“无力”并存;三是侧重于事后打击,疏于事前防范,往往事倍功半;四是降低经济效率,影响社会发展进程。正因为这些不足,运动反腐的方式往往被现代文明国家抛弃。 　　 　　制度反腐为何也效果不佳 　　 　　当清官反腐、重典反腐和运动反腐不可能从根本上惩治腐败时,制度反腐便成了人类文明由人治反腐到法治反腐的必然选择。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制度反腐是人类反腐的经验总结和历史选择,在人类几千年的反腐实践中,历朝历代也制定过许多制度,为什么最终都因腐败而亡?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颁布的制度可以说不胜枚举,为什么腐败仍如此猖獗? 　　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法律制度,之所以对惩治腐败的效果不佳,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制度设计科学性待加强。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虽然也注重权力的制约,但没有形成权力制衡的有效机制???造成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部门立法现象的大量存在。部门立法,往往只注重本部门权力的设计,忽视本部门责任的设计,宁可设计得粗一点,不愿设计得细一些,好扩充部门的行政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