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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村庄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本刊记者熊培云2002年3月发表的一篇田野笔记，主要讲述了位于江西北部S村的民生状况。日前，记者对该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回访。 　　 　　2008年夏，趁着北京奥运这个“长假”，我再次回到了清僻的S村。临行前，凑巧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上读到1932年农学家董时进发表的《乡居杂记》系列。文章开篇正好道明了我的心曲：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虽然我并非出生在S村，但是对S村总还是有很深的了解。比如，更了解这个村庄生活里的辛酸，更遥远年代里的一些人与事。有些情节，倘使有人愿意且有能力将其写成小说，想必也不会输于余华先生的《活着》。和许多朋友的故乡一样，在那里，“活着”是一种最真实的信仰。这种世代相袭的“活着”的信仰，为这些穷乡僻壤造就了某种生生不息的气象。 　　 　　耕牛走进历史 　　 　　继续从董时进说起吧，用谢泳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作为“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董时进也是上世纪50年代敢于公开反对土地改革的人。而此前的30年代，董时进曾经在S村所在的江西省做过一段乡村实业。同样是在《独立评论》上，他有篇文章论述江西要多养牛羊，发展畜牧业。 　　不过，如果董时进活到现在，并且有机会到S村周围走一走，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现在的乡下连牛都没有了。据我了解，S村如今只剩下一头牛。而且，在周围的许多村庄里耕牛已经基本绝迹。 　　 　　耕牛的消失，有许多原因。比如，价格太贵，农民买不起。据村子里的人说，现在一头耕牛最贵的能卖到上万元。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的出走。随着城市对农民的开放，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外出打工，有的村庄外出劳力甚至达到了80％。所以，一方面，没有富余人手去放牛；另一方面，也由于没有人上山砍柴，山上到处都是树木，已经不利于放牛和寻牛了。 　　无人打理柴火，还有一个原因是许多村民用上了煤气灶。所以，从行政上说S村虽然是中国当代最偏僻的村庄之一，但是偶尔也会见到有人扛着煤气罐换气的情景。如此“巨变”难免让人忆起那个“巧妇难为无柴之炊”的年代。S村的村民都记得，早在一二十年前，十几里开外的大村庄总是有些有力气的农民成群结队，不辞劳苦到本村及周边村庄偷砍柴火。面对盗贼，当地人自然是要铁心护林，冲突在所难免。最激烈的时候，甚至会因此闹出人命来。谁知道如今满山柴火，连原先人们常走的大路也被淹没在新长出来的树桠之中。 　　我租车去S村时，便走了这样一段路。这是一辆从上海买来的报废了的出租车，虽然邋遢不堪，在这乡下竟也成了横行无忌的猛士。由于草木茂盛，车子基本上是压着灌木前行。 　　如上所述，由于农民大量进城，造成传统的“双抢”(抢种、抢收)季节劳动力严重不足，这也是耕牛被抛弃的重要原因。怀念80年代的人，定然不会忘记过去响彻行云的口号――“实现四化”，而其中“一化”就是农业现代化。和2002年左右我在S村调查时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现在的S村及附近的乡村，已经有了小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当然，并不只是耕牛被“铁牛”取代，其他传统的耕作方式也已经渐渐淡出。 　　作为2004年农机化工作先进县和2005年农业部批准的江西省30个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县之一，几年来，S村及其所在县的许多农户都购置了农机具，有的甚至成了专业的农机户。当然，无论从生产效率还是生活质量来说，农机具的使用都有利于解放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一方面，有机户有钱挣；另一方面，无机户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从此告别了耕作、插秧、收割的“三弯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农业合作化的一种试验。 　　与此相关的时代背景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开始对农民实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目的是解放农村劳动生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作为直接为“三农”提供生产工具和技术装备的农机工业，也因此同步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据统计，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拉动下，2004年当年全国农机工业总产值就达到了近900亿元。此后连年高速增长，2007年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依然达到了1500亿元。 　　如果仅就农业机械化与农机工业的成长之间的关系来看，补贴农民同时促进整个行业的成长，不失为一个互惠成功的案例。至于农民机械化生产后收入所剩无多，显然不是因为他们在机械化方面支付太多。毕竟，以成本计，现在雇人工收割水稻每亩30元左右，而机收成本每亩40元左右，且一次脱粒，总损失率在3.5％以下。这种成本无疑是可以承受的。 　　显然，对于农